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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八路军既打日本人，也整合收编其它的武力，当然在必要时，也会消灭其它国民政府的抗日队伍，因为“他们“同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当然国民政府的部队，也对八路军采取反击，后来在许多地区，造成国共部队之间的对立，比对日军还要严重＇1＇。

要论八路军在八年抗战中，唯一能够称得上战略性攻击的作战，应该就是相当有争议的“百团大战“了，这是发生在一九四○年八月到十二月间，八路军在没有得到延安总部正式批准下，自行主动地在山西与河北铁路沿线一带，对日军进行主动、多点多线的攻击作战。

基本上，以“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来形容共军在正式参加抗日作战的八年表现，颇有深刻的见解，因为在整个全面抗日战争的八年期间共军从一九三七年的两万八千人，发展到一九四五年的八十九万人；从只在陕北的一点基地，扩张到华北、内蒙与东北，甚至在江南与广东，都有共军的据点，在抗日战争严重消耗中，可以说是成长惊人。因此不能避免的结论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共军必然是全力发展而非全力作战，才能有此惊人的成长效果。

在中日全面的战争历史中，总共进行二十二次的会战中（双方动员兵力在十万人以上的作战），共军根本没有在一次的会战中，扮演过担纲的角色；在一千一百十七次的重要战役中（双方参战兵力在一万人以上的作战），共军也很难拿出平型关作战之外的实例，可以列入对日重要战役的历史之中，当然共军在平型关作战中，也只是参与其中一次助攻性质的伏击战而已，并非担任作战的主力＇2＇。

29。3　日军的“治安肃正“及“三光政策“

那么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共军真正在那里？根据历史史实所提供的答案是，共军在抗日的游击战中，是扮演了一个相当份量的角色，八路军的游击战给予日本华北方面军，带来相当严重的牵制与消耗，造成日本华北方面军，进行了多次的“治安肃正“作战，最后甚至采用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来对付以八路军为主的华北抗日游击队。但是在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上，共军多半只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战，或是属于被动的“被扫荡“反击，而非主动的战略出击。只有共军的百团大战，可以说是唯一例外。

日军在攻占武汉之后，发现蒋介石虽然败退到中国西南边区，但是仍然拒绝向日本投降，因此日本决定扶植汉奸政权，进行以战养战以及以华制华的战略。问题是日本人可以用威胁利诱的方式，找到一些愿意出卖国家民族的败类，但是这些汉奸所组成的政府，却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因此效率极低。更大的问题是，由于各种游击队与敌人地下组织的兴起，有效牵制了汉奸政权的运作，这些汉奸政权一旦离开日军的火力支持范围，几乎就完全失去了作用，而且游击队与敌后的地下组织，对于汉奸政权人员与家属的威胁，也是造成伪政权无法展开运作的重大原因。

因此日本以华制华的策略推行得非常不顺利，也就影响到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所有日军决定要针对中国的抗日游击队，进行彻底的扫荡，而中国敌后地区的游击队，又以中共的组织，发展得最为快速，中共游击队的作战能力与生存韧性也最为强劲。所以日军大本营要求华北方面军，在游击队活动最多的地区，特别制定了“治安肃正“作战方案，以彻底扫荡中国游击队的活动，以为日本所扶植的汉奸政权，设立一个可以运作的环境。

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治安肃正作战方案，总共分为三期进行，先后由三个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多田骏、冈村宁次来执行。日本整个华北方面军的部队，几乎全体动员，北起内蒙的长城线，西到山西高原，南到淮河流域，总共包括了内蒙、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对于游击队进行全面扫荡。

这时，日军才真正领教到八路军游击队的作战能力，灵活变化、出没无常、攻势凌厉、韧性极强。日军追击时，还会随时遭到游击队的反包围与反突击，造成治安肃正作战的成功相当有限，日军的伤亡与损失，则是相对的增加。特别是在冈村宁次出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对于如何扫荡八路军的游击队，有着极其凶狠与残酷的手法，以杀光、烧光与抢光的三光政策，一度让华北八路军游击队活跃地区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