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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她坚持着用汗水使这片荒凉的废弃之地变成田庄，她在这里永远旋转着她的围裙，日复一日地、不知疲倦地重复着日常琐碎的劳作。她不停地为这个家献上筵席，慷慨地喂养着它，试图使这个家庭的生命之光，能够在她的劳作之下存活下去。她在这里丢失了她自己，她可以读出这个家里的所有无声的暗语和符号，她为它奉献了全部的精力。 但是，她终于没能使它苏醒过来。 她最终的离开，使这个家庭像一个活人渐渐停止呼吸一样，慢慢停止、消逝…… 父亲的叫声像一声响雷滚过来，我本能地闭了一下眼，很怕那声音击中我的眼睛，成为奶奶那样的一只眼睛的人。 我迟疑着脚步，扯扯母亲的衣袖，怯怯地小声说，“妈妈？” “奶奶在等着和你告别呢。”母亲继续搂着我往家里走。 我磨磨蹭蹭，“为什么？我不想让奶奶走。” “拗拗，听话！” 我说，“爸爸为什么要她走？” 母亲不说话。 我在心里默默分析着爸爸让奶奶离开我家的原因。这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 在我尝试喂养麻雀之前，我曾在家里养过一只小狗，因为它的嘴很大，双眼皮的眼睛格外温柔妩媚，一身｜乳白色的皮毛干净而高贵。我和妈妈就给它取名为索菲亚罗兰。索非亚罗兰从小就非常聪明幽默，表现出坚定不移的立场和果断的判断能力。但是，它的参与意识过强，凡事都要表态，这决定了它的命运的不祥。 往往在星期天早晨，我起床后就找不到自己的鞋子了。因为在前一天晚上，我和母亲商量第二天去公园游玩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索菲亚罗兰。所以第二天清早，它就会把我的鞋子藏起来，然后卧在我的床边，等待我醒来后发现鞋子的失踪，以显示它的重要性和不可忽视。 我记得在70年代，中国的家庭还没有广泛地使用电视。那时候，我家里有一台比较高级的俄式无线电收音机，每天清早7点钟，我父亲便气愤地准时打开收音机听新闻广播，同时宣布了全家起床的号令。这时候，索菲亚罗兰就会安静地坐到收音机前来，一动不动地倾听每一条消息，并毫不掩饰地表示出自己的喜悦或愤怒。它是家里除了我父亲之外第二个关心政治的“人”。听完了新闻联播，往往是一段固定的乐曲，这是索菲亚罗兰最欢喜的节目，收音机里一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它便兴奋地随着曲调“喔……喔……”地引吭高歌。 有一次，大约是在1975年底或1976年初时候，新闻里播送完“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文章，索菲亚罗兰莫名其妙地不高兴了，当即对着收音机里的那一篇社论撒了一泡尿。这种有失文明教养的行为，在它短暂的成长史中从未发生过，它在我家里从小就不随地大小便。所以那一次它的行为，令我们全家无比惊诧。但是，我全家人包括我父亲在内，似乎都十分理解它的不高兴，我父亲还说了一句，“连狗都不爱听。”结果，索菲亚罗兰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二：一只眼睛的奶奶（3）

可是，事隔几个月之后，它故技重演。那是在1976年清明前后，收音机里正在非常严肃地播送人民日报社评论员关于“四五反革命事件”的文章，这一次，索菲亚罗兰不等新闻联播结束，就又冲着收音机撒了一大泡尿。 索菲亚罗兰不喜欢我父母闹别扭，如果他（她）们长时间互不理睬，它就会分别去拽他（她）们的衣袖，往一起拉，晚上睡觉前，它就会把我父母的睡衣叼到一块去。如果，他（她）们争吵，它就呜呜地哭起来，以此来打断他（她）们的战局。 表面上索菲亚罗兰做着不偏不倚的理解、统战工作，实际上它心中非常有数，倾向性非常明确，它是我和母亲的忠诚的同盟。 父亲当然早已察觉这一点，但一直容忍着它，等待时机。我父亲与索菲亚罗兰之间的战斗，其实早已在暗中默默地酝酿，这种无声又无形的较量早已心照不宣地存在着。 这种关系有点像中国的官场——战斗在静水之下激烈地涌动、展开。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在家中选择一只狗做为他使用这一种高级战斗方式的对手。他对母亲、奶奶和我，从来都是表里如一，明暗一致，没有桌子上边的简单动作与桌子下边的高难动作之分。对我们，他的愤怒都写在脸上。当然，父亲无论在地位权力上、在性别的生理优势上（父亲的身材非常之高大强悍），还是在经济实力上，他无疑都是家中的绝对权威。但是，通过父亲对索菲亚罗兰的藏而不露的含蓄或者收敛的态度，也使长大之后的我反省出来另外一个原因：父亲的粗暴、专制与绝对的权势，正是母亲、奶奶和幼年的我，自动赋予他的，我们用软弱与服从恭手给予了他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