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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顿饭，三个人吃，目的是舒缓一下割韭菜的节奏。送完人回家，我和张富贵一起骑车回学校。路上张富贵突然问我：“美女啊！你喜欢她？”出于愚蠢的青年男子天性，我回答说：“哪里？她长得很一般，我们是一般朋友而已了。”张富贵高速逼近：“说真的，喜欢就承认吧！”我全面防守：“没有的事，真是一般朋友。”富贵这时说出了一句我终生难忘的话：“我很喜欢她，既然你不喜欢的话，那我追她好了。”他真去追了，可耻地失败了，事件结束。但那晚上受的内伤，令我到现在只要一参加婚礼都还会吐血。

在这件事上，张富贵全然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多年以后他也厚颜无耻地供认不讳，那的确是他设计好的一个圈套。他补充说，朋友就是拿来设计陷害的。我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天天默默祈祷，希望他在约会的路上掉进没有井盖的下水道里被老鼠给掐死。但我又转念想起他和我一起度过的无数快乐时光，他是我生命的底片。失去了他，我就有十几年的生命永远变成是黑白的。既然他带来过如此之多的欢乐，如何不能接受他带来的痛苦呢？

我和张富贵到今天都还是好朋友，尤其是他落入胡淑芬的魔爪以后，大家的交情更加深厚了。任何人都可能因为内心的欲望而起贪念，淑芬说关键是别给他这机会。因为，亲情、爱情、友情都不是用来考验的。

红旗下的蛋——我的70年代同辈人

就像我曾经相信过自由恋爱一样，我曾经以为以年龄段来划分人群是不合理的。因为在不同的年龄群中依然存在思想相近的人，思想沟通上的默契远比年龄接近重要。

而现在的我，在爱情的问题上已经变成了“门当户对”学说的忠实信徒。因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不得不承认：没有相同的成长背景、文化教育程度、同一阶层的价值观，单凭爱欲的驱使，无从构筑爱情和婚姻大厦的牢固地基。

所以，在考察人群的分类时，某一时间段的划分还是必要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和历史的大环境下出生成长的人必然会打上当时的烙印。作为大规模生产出来的产品，由于使用的是同样的模具，他们具有鲜明的共性。我们的身上，不仅只是打着1970&amp；#65533；s的产品序列号，1970&amp；#65533；s对于我们意味着更多的东西。

我们大多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品，我们出生的时代创造了中国最巨大的“婴儿潮”。在“文革”十年里，制造婴儿是当时人们为数不多的几项危险系数小的重要娱乐项目之一。而当时刚出生的我们，以及我们的父母，都根本没有意识到，20年后我们这些过剩产品会面临多么惊人而痛苦的就学、就业困难。

由于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拥有过幸福的童年。作为产品，我们隶属于不同的厂矿单位和军队的托儿所、幼稚园、自办小学。和幸福的1980&amp；#65533；s们无法相提并论的一点是：我们的父母都属于双职工，我们大多属于大家庭中的一员，双亲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在沉重的工作之余，在众多的孩子中，发现我们的存在，给予我们充分的照顾和爱。

我们从生下来起就被编入了军队的建制，在固定的儿童培养机构里学习纪律和服从，我们通过布票、肉票等等配给票证而证明自己的存在。我们的生活里缺乏很多东西，但是从来不缺乏汹涌的人群。无论是在托儿所还是幼稚园，我们身边都有人数巨大的同学。我们没有被特别关照的经历，更多的时间里，我们是在自己照顾自己。被比自己大的哥哥姐姐照顾，并且照顾着更小的弟弟妹妹。

在当时的上述任何一个场所里，你都可以看见相同的景象：老师雄踞在六七十个孩子的中间，她根本不可能知道每个孩子发生了什么。她忙于制止斗殴，送生病的孩子去医务室。我们就在周围的地里，与周围的世界毫不相干地玩闹着。我们在野地里，根本没有察觉到外面的世界在改变。

远离了父母，或者在教育机构里，或者和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活着，我们最缺乏的就是爱和关心。我们生来就患有“皮肤饥饿症”，许多年以后，当我们在面对吻和抚摸的时候，依然感觉尴尬，因为我们错过了学习它们的最好时间。在更多年后，我们也将成为一些汉语词汇的最后见证人。我们将是最后的叔伯，最后的姨娘，最后的舅舅，最后的姑母。我们的孩子将生活在六个老人的世界里，我们的孙子将面对多达十四个长辈的家庭。

我们挎着草绿色的军用挎包去上学了，我们穿着哥哥姐姐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