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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婚姻直到白头偕老。吉莉安说她母亲在50岁时寡居，但她的第二次婚姻更美满。然而我们从十几岁起，都拒绝母亲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不想成为家庭主妇，就像我们感觉到的，她们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家庭生活而丧失自我的独立性。无独有偶，我们只是这一代人中的一部分，还有不少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中产阶级成年女性，受过高等教育，但不想再重复我们的母亲的那种生活。

在我17岁那年，我对母亲说我从不想结婚。这不意味着我想一直单身，当然也不想成为老Chu女，我只是不喜欢她的那种生活方式。我母亲是个出色的厨师和裁缝。她为她的三个孩子做衣服，整理花园，做罐头食品，同朋友们玩桥牌，但她总是很消极。她不断地埋怨我父亲不回家，唠叨着要我把鼻子离书远点儿，责怪我长发凌乱，没有淑女的样子。她甚至贬低自己，说自己没有大学城里其他主妇聪明。我父亲却相反，他喜欢他的工作，每每到家，他的笑声和热情使他比母亲有趣得多，我更喜欢他的那种生活方式。我也需要事业，虽然我知道没有哪个女性的生活我可以效仿。这种惆怅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我在30岁时经常做噩梦：我被强大的力量卷到了郊区，不能抵制爱情和孩子的诱惑。我过起了事与愿违的生活，这使我痛苦不堪。

少年时的吉莉安，没有好好地想过将来，只知道不愿过她母亲的“狭窄而传统的生活”。吉莉安想逃离中西部，到东部或西海岸的大城市过更令人兴奋的生活。然而她父母催她进入了附近城镇的一所天主教学校，吉莉安在大学三年级时拒绝了一次求婚，之后到波士顿攻读硕士。对吉莉安来说，研究生学业不是她通往事业的道路，但促使她踏进一种文雅且更不拘于传统的生活。上世纪50年代大城市里兴起的垮掉的一代以及颓废派文化，性革命运动及60年代总的突变，为吉莉安探索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能。

我确实想要事业，但是现实中的文化信息清楚地告诉我：对于一个女性，事业和婚姻是不能兼而有之的。大学时代的男朋友和我在1961年分手，那时我在康奈尔大学读最后一年，大学的第一年他就离开了医学院。他知道我要继续求学，想拥有自己的事业，也知道我在他们学校会很痛苦，因为那儿没有重点研究生院。他知道作为事业女性的我将会是一位糟糕的母亲。我眼含热泪地抗议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并不奇怪，因为我的大学教授没有一个是女性。我还不曾认识过有事业的女性。不久我们就分手了，我申请到一所研究院深造。如果他不那么传统或更通融些，我是不是已经和他结婚了？这样行得通吗？我永远也无从知晓。

1962年春天，我接到了来自芝加哥大学的一个电话，电话里的那个人说那所大学正考虑提供给我一份学术奖金，他还想知道我是否打算结婚。我诚实地说没有，我得到了学术奖金。但这个意思很清楚，这次它出自权力机构。

这样的文化信息使我的选择变得复杂化。我接受男朋友和教授们的说法，事业和婚姻不可兼得。我坚持这种观念直到这种文化开始改变。1963年，在我读研究生的第二年，贝蒂·福莱顿出版了畅销书《女性奥秘》，在书中她主张女性要同时拥有婚姻、母亲身份和事业的权益，我认为那不太可能。对我有影响的则是她拒绝全职家庭主妇的模式，强调走出家庭、从事全日制工作的重要性。我很高兴新女权主义运动能够使女性事业合法化，但我想寻找另外的方式把事业和一种非传统的个人生活结合起来。单身就意味着没有性生活的Chu女，那是令人生厌的。我受到这种前卫文化模式的启发，如同吉莉安从中受到启发一样。

选择不结婚（2）

颓废派一直吸引着我。当我只有18岁时，我就意识到我会比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遇到的困难更多。然而，上世纪60年代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德·波伏瓦提出了一种有吸引力的方式。她拒绝结婚或同居，但却同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保持着伟大的不为痴迷情感所苦的爱情关系及不受婚姻关系羁绊的理性的伴侣关系。根据她的事例，我及其他一些第二次浪潮的女权主义者成为现在广泛流行理念的早期宣传者：彼此平等的心灵伴侣。后来我从传记中知道的一切使我的幻想破灭了，尤其是迪尔德丽·拜尔写的传记《西蒙·德·波伏瓦》，波伏瓦同萨特的关系是多么的不平等，经历了多少冲突，多少不满啊！我也如此，几次尝试着和心灵伴侣形成非传统的婚恋关系，却都以失败而告终。30岁出头时我与一个人的同居生活使我失望至极。只有在我写这本书时，我才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