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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他的结论是：“战争时期，军队中不光彩的事情时有发生，当官的往往也无能为力，对这种事情，应该尽量多以军功淡化它。”

夏西隆男爵提出另一种见解。他对那场大抢劫作了严正的终审判决。他参与了1859年事件，但1860年远征时他没有去中国。这样，他在186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就更可以无所顾虑地谴责对圆明园的洗劫。他写道：“一段时间以来，得自于圆明园的大量战利品吸引了公众的好奇心”，“至于我，我要大声地说：我希望它没有发生……”在迫不得已时，军队中那些粗俗的家伙对横抢蛮夺的事是干得出来的，对此他说可以理解，但他对“这支军队的高层”也就是说军官们也这样干表示不理解。同时，对那些把“我们看成是蛮夷，是飘泊无定的游民，而我们还宣称给他们带来我们的文明道德准则”的中国人，他也表示能够理解。

夏西隆先生也把球踢回到英国人那里，因为他们认为“对东方国家的掠夺”—他们用的就是“掠夺”这个词—是“得到承认的、计划中的、固有传统的一部分”。夏西隆断然说：“不。这绝不是我们的传统。”

第二帝国史学家皮埃尔·德·拉戈尔斯也盯住英国人。别有用心地……。

“英国人很喜欢揭别人的短，没过多久他们就跳出来，指控他们的盟军放任自流。应该承认他们比我们高明，其高明之处不是不去掠夺（在这一点上他们不比我们逊色），而是他们在掠夺时也不忘其保守思想，就好比早已习惯于抢劫远方人东西的那些人，他们还摆出一副讲究方式方法、有分寸、很克制、有德性的样子，借以掩盖他们的劣行。”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英国人那么快就指责法国人洗劫了圆明园，然而他们并不是谴责掠夺行为本身。他们不怎么谴责法国人去搞这一抢掠行动。他们首先表示强烈不满的是法国人撇开他们去抢掠！事实上他们不能原谅的是法国人在他们不在的情况下就动了手。这其中的差别是极大的。他们对法国人的责难源于他们没能参加第一阶段的掠夺行动，因为格兰特将军率领的英军迷路了……。

10月7日那个星期日，额尔金勋爵巡访完圆明园，于下午五时左右回到英军驻地。

他写了下面这段话，从而证实了格兰特将军的第一反应。额尔金谴责法国人犯下的掠夺罪行，但尤其是抢掠的混乱局面：

“我即刻从圆明园赶回来。那是一个令人惬意的旅游胜地，英式园林，宫殿连成一片，房间用中国工艺品、漂亮的钟表、青铜器等布置装饰得非常雅致。然而，可惜呀，那场面实在让人难过！法国将军到了那里，他信誓旦旦，要制止抢劫，好让战利品在两军之间平分等等。不止一个房间里的东西要么被拿走了一半，要么被弄成了碎片。我试图派我军一个团把那个地方把守起来，然后对这些珍宝进行拍卖。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很难有条不紊地进行。有些军官留在那儿装了两、三车东西准备去卖……对这样一个地方进行抢掠破坏本身就已经十分可悲，而那种混乱场面就更加糟糕了……法军士兵一个劲儿地撕扯摔砸东西，最精美华丽的丝绸锦缎成了条条片片，一件件玉器和瓷器化为齑粉，诸如此类。”

因此，额尔金勋爵无意中流露出这么个超凡脱俗的见解：“战争无疑是可憎的。见得越多，对它就越恨。”

就这样，额尔金确认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参见弗利上校提供的见证），即：在他巡访圆明园之际，正是疯狂掠夺之时。蒙托邦试图做些解释，说明他曾试图阻止抢掠行为，等待英军到来，但是毫无效果……额尔金巧妙地避而不谈蒙托邦的解释，却马上提到把从皇宫里弄来的东西进行拍卖的可能性问题。勋爵承认，派军队防止宫殿遭抢掠看来很困难。掠夺令他感到遗憾，“更糟糕的”是法国人的破坏行为，他们是打砸抢分子……

第十七章　英国人见证的洗劫（4）

法国历史学家雷吉纳·蒂里埃曾用英文发表了一本很有价值的关于西方摄影师的著作，那些摄影师拍摄的是圆明园欧式建筑的风景照。她在此书中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她认为法国人在圆明园这个地方本身抢东西是有限的，因为他们没有马匹，他们在圆明园周围走不了多远。相反，英国人有骑兵，可以向圆明园四周大大地扩展范围，那里还有很多其他宫殿，所以他们在放火之前，运走了大批财物。

不管英国人在圆明园大洗劫中抢走的东西有多少，英国的历史回忆录作者们，无论是戈登、姆吉，还是郇和、塔洛克，或是邓恩，都对法国人进行了谴责。

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