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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起来就往学校赶，唯恐晚了。可能是因为我家的门风。”他们这个家族现在有200多口人，没有听说过谁不想上学。W8认为这可能是跟遗传有关。而邻居展家的孩子现在每天都要拿鞭子赶到学校门口，而且展家现在还没有出过大学生，他家的每一代都不愿意进学校。

他们家这个村现在有四五家大姓，现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出过大学生的还是那几家。在W8看来，在农村，原来地主的现在还是地主，原来富农的现在还是富农。因为她们愿意出去吃苦，愿意出去干。而“原来文化大革命时候的红卫兵现在还是红卫兵，只不过年纪大了”。由此W8认为：“门风很重要。门风就是前期教育，就是家庭环境，是老一辈对成长当中的儿女的家庭环境，父母在做人方面、为人处世好，他的子女出来绝对差不到哪里去。”

但是，赢得了读书机会的孩子，并不表示一定能够完成文化资本的积累，从而实现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换。他们会由于学习能力以及其他原因可能被淘汰，W8谈到他的姐姐虽然赢得了学习机会，但是被“文革”耽误了，没有考上，他说：“我姐姐读书我爸也费了不少心血，她那时候从小举革命的小红旗，底子太差，没有考上。”这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W10　不同，W10　有家庭文化资本的积累，还有其他接受文化资本的机会，比如说做工农兵大学学员，因此，尽管W10的出生处于“文革”时期事件影响更深的年龄，但是她的家庭条件使她所受“文革”的负面影响反而小于出生在70年代初期的农村孩子。W10可以把“文革”时期的那段农村生活看作田园牧歌，但“文革”对于W8的姐姐来说，却是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她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农村孩子在接受文化资本的过程中，竞争很激烈，被淘汰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一旦被淘汰，他们就更难有再获得社会流动的机会。

正因为农村孩子实现社会流动的机会更少，他们就会更坚定地抓住有限的机会，更加刻苦努力地学习，希望通过文化资本来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W8的家乡高考升学率很高，有“状元之乡”的美誉。在W8的高中班级里，一个班有124个人，112人上了大专线。在问及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升学率和学习动机的时候，W8说：“我们那里穷哎，只有考出去才有出路，才有饭吃。城里人根本想象不到我们那里的那种艰苦：吃的住的用的都非常艰苦。考出去才有饭吃，考不出去就得种地。”W8坦陈，他当时主要就是怕种地。W8描述了当时的那种艰苦：“我们那时候读书非常刻苦，衣服就是那么一件，一打开教室门，城里的人去了恐怕会晕过去，气味太难闻了。准备高考，题海战术，每个人面前一个墨水瓶。学校要省电费，点着菜油读书，烟直冒，114人，114盏灯。开夜车一般都要开到12点，赶着把题作完，第二天还要上课。没完没了。早上5点起床，题没做完的话，还要赶着把题做完。114人，114盏灯，熏出来的。”学习条件如此艰苦，营养却根本谈不上，W8说，他们那时吃的全部都是土豆、咸菜，能够吃到咸菜就很不错了。有个同学的父亲为了给儿子高考补充营养，就特地送来了一篮子鸡蛋。这是最高营养品，篮子的底还是脱的。走了一天的山路，把鸡蛋送给儿子，还得再走一天的山路赶回去。W8觉得他家虽然也很穷，但是比起很多同学来还算好的，因为他“穿的衣服还没有露出肉来”。

同样经济地位的家庭具有不同的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是这个家庭改变自己家庭社会地位和前途的希望所在。W8之所以能够完成“鲤鱼跃龙门”的飞跃，与他的家庭文化资本的积淀对他的影响不无关系。比如他所说的展家，缺乏文化资本的积累，缺乏读书的动力，家族中也没有读书人的积极诱导，所以没有读书人，也没有出去闯一闯的意识，而W8的家庭却是“地主”家庭，爷爷的兄弟还都是读书人，从小爷爷就给他灌输对文化的崇拜、对文化人的崇拜，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W8，使他具有勤于读书的潜质。当然，如果借用德国教育人类学家博尔诺夫的“遭遇”概念来看，那么在我看来对W8产生直接影响的“遭遇”是其父亲“雪天送饭”的事情。博尔诺夫认为一个人的一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其中一些能够对他的将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就可以称之为“遭遇”，他认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善于利用这些遭遇，使教育对象向美和善的一面发展。其观点见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的《教育人类学》。有一年冬天，他回家去取馍馍和咸菜。雪下得很大，他匆忙中把锁馍的箱子钥匙丢在家里了。老爸骑车追了25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