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3部分(第2/4 页)

言，指责了他们毫无信义，使他们不好等闲视之，故又来一次请我原谅，其实他

们反对我的阴谋，绝不会改变的。当时我若坚持辞职以示抗议，那就当面闹翻了。我那时还

不愿那样做，因此也不再提辞职的话，当场敷衍了几句，也就罢了。

在这次谈话后，我又同张闻天会见过两三次，我自然必须要将边区政府的工作向这位中

央书记报告，可是张闻天摆出他书记的臭架子，蛮不讲理的打官腔，有点像恶婆婆折磨媳妇

似的。这种小人的行径，我虽然有点生气和好笑，但也忍者不说甚么。当年十一至十二月之

间，我可说受尽了折磨，边区政府的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一个星期的反张国焘斗争以及许

多暗中的麻烦，这些事都是由毛泽东在后面掌舵，而由张闻天在前面喊打喊杀来进行。

甚至我的太太和我不满十二岁的儿子，都受到他们的歧视和侮辱。我的太太与我离别了

155／166

…　Page　492…

《我的回忆》第三册

约六年半，我的儿子在武汉时代和我分手，相别已超过十年，他们于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先

后来到延安；彼此都经历艰险，劫后相聚，不仅我们自己愉快，我们的好朋友都深深为我们

祝贺。但窃据了当权的阴谋家，并不肯放过，用打击我太太和儿子的手法，以增加我的痛苦。

我的太太本是老中共的党员，列名为中共妇女领导干部，当我从上海到鄂豫皖苏区，她

留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的机要工作。因为当时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屡次遭受破坏，她幸而

逃脱了被捕被杀的危险，最后与中共失去了联系。她历经艰险，方得改名隐藏于上海一间高

级女子助产学校习医，将近两年。抗战爆发后，她才与中共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取得联系。她

来到延安，并写信回湖北枣阳县家中接儿子来延安相聚。我的太太到了延安，立即担任边区

政府内工作人员的教育工作和边区医院的助产工作。她的工作繁重，超过一个普通党员。可

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必须调查她失去党的联系后的经历为理由，不允恢复她的党籍。当时

归队党员，大多不需要这种所谓调查，就可恢复党籍，需要调查者，显系含有怀疑和不信任

之意，这使我那热诚和爽直的太太，颇感气恼。

那时我的儿子小学尚未毕业，延安并无适当的学校可以容纳他，因而暂在陕北公学低班

就读。不久干部子弟学校成立，他就首先转入该校。这个小孩子很活跃，喜欢唱歌和表演，

为学校主持人目为难的的童星，参加过几次儿童表演。有一位文艺工作者，曾因犯重大过失

受过我的处罚，他那时成为张闻天的马仔。他作弄我的儿子，派他演反对派张慕陶，扮成奇

怪形状的汉奸样子。我事先毫无所知，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作弄我的儿子，

毛泽东也正在那里凑热闹，奸笑着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过去，

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着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

蛮、残忍、禽兽不如。

经过以上我所扼要叙述的那些事情，我没有与那些阴谋家公开闹翻，不能不说是忍耐的

奇迹。我此后再不愿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会面。十一月间，我就有计划的将边区政府主席职

责，推交秘书长代行。任秘书长的潘自力为人很正直，与我共事相处很好，他目击党内情况，

知道了我的意向之后，感到责任重大，因而不动声色向中共中央请求调换工作。这个时候，

边区政府在延安南门外，建筑了一排窑洞，大致已经完工，需要搬迁。搬迁的主要用意，是

企图减少日机轰炸的危险。我虽已消极，但因工作不能停顿，还是如常的照料我所应做的工

作。

十二月间潘自力调走了，原任交际科长的伍修权升任秘书长。伍修权接任之初，特务派

头十足，借故把替我收拾办公室的一个小勤务捕去了。这显然是对我施的下马威；他大概企

图从小勤务口中，讯问出我的“反党行为”；无异明白表示他是来监视我的。数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