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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到了一九一七—

一九年间，在北京、广州等地，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增加起来了，其所发行的小型刊物颇为

流行。他们保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种特色，也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此外，一九○六年同盟

会的《民报》曾发表过朱执信节译的《共产党宣言》；同时，宣扬社会主义的文章，也往往

见之于其他小型刊物。辛亥革命时江亢虎曾组织“中国社会党”从事政治活动，后来因遭受

压迫，渐渐默默无闻。经过一段消沉时期，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欧战告终，俄国革命的影响

进入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才重新抬头。当时《每周评论》、《新青年》和上海的《星期评

论》等刊物常登载一些介绍马克思学说和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

新思潮像一股洪流到处泛滥，也侵入到我的家庭。我到北京以后，每星期都将我阅读过

的报刊和少数新书邮寄给我的父亲。后来我所寄去的书刊就多是《新青年》这类的东西，其

中甚至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我还常写信向我父亲鼓吹新思潮。父亲保持了约一年的沉默，

来信中绝不表示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后来他终于开腔了，信中长篇大论的反对新思潮，尤其

讥讽白话文，并主张保存国粹。这样就引起了我们父子间各执己见的辩论。

新旧冲突不仅限于思想方面，还演化到具体的事实上来。一九一七年春，我家庭代我订

了婚。这是我祖父的主动，父母只是赞成而已。他们依照习俗，代我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未

婚妻，事先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曾去信表示反对，大意是：那个成为我未婚妻的女子也

许是很合适的，但我根本不认识她。后来，在我与父亲通信辩论新思潮问题的时候，又提出

这一问题，并坚决主张解除婚约，这使父亲大感困难，这僵局后来由我亲戚从中调解，婚约

终于解除了。

我父亲于一九一九年春来到北京。我每星期都去看他，照常送给他一些书刊。彼此叙起

家常来一样是很亲热的。父亲知道我已是一个活动的急进分子，常在慈爱的颜色中表示不以

为然的神情，但不再提起解除婚约和新思潮的问题。父亲在北京住了一个短时期即离京南下，

我送他到车站，并诚恳表示：父亲素来是谨言慎行的，儿子却愿与旧社会宣战。父亲为了立

身处世的方便，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不妨采取不负联带责任的态度。

父亲听了这些话后，表现得有点难过，保持沉默。我们父子就这样告别了。

①　京师大学堂系北京大学的前身，创设于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由孙家鼐第一任的管学大臣，

学生都是“进士”、“举人”出身的各京曹，所以充满了衙门的气味。宣统元年（一九○九年）十一月筹办

分科，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民国成立，改称为北京大学，由严复、胡仁源先后任校长，

至民国五年（二九一六年）胡仁源赴美，始由蔡元培继任校长。这是中国一间最早由官办的正式大学。

②　康有为的《大同书》在一九一三年陆续刊登于《不忍杂志》，主要主张为破除国界、毁灭家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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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消私有财产，以进人类于大同的世界，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最急进了。中华书局有单印本。

第六章　“救国第一”

欧战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侵略中国的野心，日甚一日的付诸行动。它为了实现一九一五

年的二十一条要求，多方干预中国内政、企图在北京制造出一个亲日政府，这使扰攘不安的

中国政局更行混乱，也使中国人民的反日怒潮汹涌澎湃起来。新文花运动以内部革新为主要

标志，也曾引起新旧之争，反日则是当时爱国运动的主要内涵，又使人们不计思想分歧，趋

于团结。“救国第一”的呼声喊了出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袁世凯虽然死了，但他所培植的北洋军阀势力，依然统治着北京政府。段祺瑞继袁世凯

而当权，其资望实力不如袁世凯，而专横跋扈则殊不少逊。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段祺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