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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位学生，企图立即行动起来，脱离抗日军政大学。他们的作法，虽未公开言明，但显然

是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相对抗。

这件事使延安大为震动。为了平息这次风潮，朱德、林彪邀我去“抗大”讲话。在抗日

军政大学的操场上，我想全体学生严肃的发表演说，指出所有“抗大”的学生，中共党员，

都不可有违反纪律的行动，但是党内斗争也应当在正轨上进行。每个同志，不管来自那一军，

都应检讨过去有过的错误，也有权利义正词严的拒绝那些不应有的指责。如果问题不能在“抗

大”解决，也不可违反纪律，每个同志都有权将问题向上级党部和中共中央提出，甚至向共

产国际控诉。

我这次演说，实际平息了“抗大”学生的反抗行动，但把我当作罪犯和人质的毛泽东看

来，我的言词仍然是富有反抗性的，因而更加采取高压政策。毛泽东并不遵守诺言、立即释

放当时已被捕的许世友、王建安等十几位高级干部，反又逮捕了更多的人。被捕者总数达到

四十人以上，概交由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审讯处理。

原任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当时任红军学校副校长的何畏也被捕了。何畏自始即站在反

抗这种斗争的立场，为四方面军的领导辩护。何畏出身工人阶级，在红军中战功显赫，负伤

十一次之多，毛泽东等也轻易奈何他不得。他并未参加这次抗大学生的反抗风潮，但为了许

世友、王建安等人的被捕，表示抗议。他愤慨申言，中共中央和“抗大”都变质了，变成了

类似北洋军阀的统治。他要向共产国际控诉，否则他就要脱离共产党，因此何畏被秘密逮捕。

之后，张闻天曾向我解释，何畏身体残废，且有战功，本应曲予优容，但他心情恶劣，可能

自杀，故暂行看管，并不交法院审讯。我因不愿加深党内危机，对张闻天只有怒目而视，忍

耐着一言不发。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次周恩来遇险的事件。大约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左右，周恩来

坐着一辆卡车，由延安前往西安再转南京去办外交。当这辆卡车走出延安约三十里路的地方，

即遇到土匪的袭击，周恩来和十几个护卫他的武装卫士，受了一场虚惊，结果折返延安。这

件事被那些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疑忌多端的枭雄猜测，认为系一严重的政治阴谋。他

根据护卫周恩来的卫士、和驻守出事地点及其附近的部队都属于原四方面军这一事实，推断

周恩来的遇险，可能出自我的指使。

当天晚上，延安宣布戒严，形势十分紧张，我的住所被重兵监视着。午夜，我从梦中惊

醒，发现护卫我的一班卫士，都沿着我的住所围墙里面布防，我急向卫士班长询问原委，据

他告诉我，他们看见墙外周围，都由政治保卫局的保卫连包围住，他们持枪对着我的这所住

房。而别的地方，好像没有军队行动，因此，班长判定这是对我的谋害。所以，他暗令全班

卫士在围墙内站岗，以防万一。他曾命令全班，誓死保卫张主席，任何人若靠近主席的住房，

即可开枪，并准备通知驻在附近的警卫营（原属四方面军的）前来救助。

我因问班长为何下达这样的命令和如此紧张？听说：他们对于“抗大”的斗争，早已非

常愤慨，而且警觉到有人蓄意谋害张主席，自愿不顾生命危险，也不事先请示，自己负担全

部责任，因此下了这个命令。我沿着住房的围墙内，观察了一遍，月夜中，看见那个保卫连，

离我的住房，约有四五十米的距离散开，似是持枪休息待命。我当即告诉那位班长，看来这

连人不会有甚么异动，你们应立即撤防，无论发生甚么事情，都须依据我的命令行事。相持

到次晨两点多钟，保卫连终于撤走了。

第二天早上九时左右，张闻天来访我，说了一些不相干的话，但也掩饰不住他那满脸尴

尬的表情。我和他照常周旋，决不提起昨晚发生的事。于是，他的表情似乎稍微平静些，径

向我说：“昨晚周恩来同志的遇险，现在已证明是土匪的搔扰，他还说明附近原四方面军的驻

军极为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