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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同情中国，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抗日运

动。国民党南京政府，亦有可观的进步，向着中国统一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国民党势将奋起

抗日，因已到了非干不可的地步。从这些年轻人的表现看，中国形形式式的派系和人物，大

体可以联合一致抗日。我对抗日抱乐观态度，因此，对毛泽东等所给与我的种种磨折，就忍

受下去了。

此外，迁到延安的中共中央，经济生活上的困厄也获得相当程度的解救。红军驻扎在陕

北边区以南地方，可以在驻地就食，延安归中共以后，其控制区域大为扩展，粮食也就成问

题了。中共要人们，也不再像在保安一样，不是前方军队供应告紧，就是后方需求短缺，他

们每天都为小米和菜蔬而奔忙。中共管理经济的人员，也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直向西方等

城市搜购医院卫生材料、机械用品和零件，以及纸张文具等等，当时这种经济上的解脱，使

人们都愉快轻松起来。

中共的要人们，对当时这些收获，曾加以大大的夸张和宣传，在这种乐观气氛之下，中

共和红军内部各种隐忧，都给掩盖起来了。而且中共的要人们，都相约不要将红军二万五千

里长征以来的种种挫败与损失、红军里面纪律颓废和中共内部的争执、以及对国共合作抗日

未可乐观等等，向那些热忱抗日的青年宣泄，以免影响他们对中共的向心力。

除以上所说这些欣欣向荣的表面现状之外，中共中央内部许多事却在暗中进行和演变。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似因一、四两方面军间的争执和对立已不存在，因此没有人用中央政

治局的名义，也没有再举行过会议。处理西安事变时，各巨头多采取协商的形式，反复讨论，

颇费时间，使首当其冲的毛泽东颇感不耐。虽然我曾表示惟毛的马首是瞻，但他仍然感到不

满足，非集大权于一身不可。因此在这紧急关头，一方面许多事急需处理，另一方面中共中

央的组织又相当零乱，毛泽东便趁此时机，多方面混水摸鱼，已达其个人独裁的野心。

毛泽东先把军权集中于一身。当时红军主力，由彭德怀以前线总指挥的名义，率领着赴

西安前线，毛利用这个时机，把中央军权包揽过来，一切由他直接发电指挥，因而剥夺了总

司令部的指挥权力。这些事，当时都偷偷摸摸进行。总括一句，是不再让任总司令的朱德和

任政员的张国焘，获知红军主力的行动情况。其次，他利用宝安县房屋不够和有些干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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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调往“抗大”学习的机会，逐渐把总司令属下的机构、参谋总部和总政治部等人员，并入毛

所直接指挥的军事委员会。取消总司令部机构的事，是利用由保安搬迁到延安的时机来完成

的。到了延安，朱德和我都变成了空头司令。朱德曾向我表示，老毛一向如此，就让他去干

吧。

当时毛泽东最注意的是控制通讯机构，已达到封锁消息的目的——（一）所有中共中央

与莫斯科来往的密电；（二）中共与西安方面的联络，诸如与国民党南京政府人员，张学良、

杨虎城等部以及其他派系和人员的通信等；（三）军委会与红军各地部队的联系，凡一切命令

指示、人员调动和军事情报等等，概由毛泽东一个人包办。这件事的完成，可以说毛泽东处

心积虑已久，西安事变还未结束的时候，他表现得更加急进，迁往延安的事，又帮助他在技

术上掌握这些控制，

毛泽东利用这些控制，电令军队中的干部，参加“抗大”学习，并大事宣扬，果然大批

干部要求学习，毛便乘机派进一些亲信和监视者。毛的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对付我和第四方

面军，而且同样对付第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萧克以及正在二方明军中工作的刘伯承，他

们都或多或少的变为空头司令。

中共中央迁到延安时，毛泽东已完全控制了外交权和军事指挥权，正在向各军中伸展其

个人的权力。他又利用这种控制力，来指挥中共党务的进行，对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