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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喝不喝酒的？毛子几个就说，喝啊，大喜日子哪有不喝酒的。

方虹宜就去开了酒瓶，给每人斟上一小盅，自己却拿了一只大杯，哗哗倒满，走到卫老师跟前，叫了一声，爸，敬您了。一路上，就想着醉这么一回……说完，咕咚咕咚就喝尽了。

卫老师不喝酒的，此刻也将那一小盅酒往喉咙里倒了进去。

大家纷纷起立，为卫老师祖孙三代的团聚庆贺祝福。

卫老师说，一场悲剧，半个世纪，祖孙三代，两次被撕扯得伤心裂肺。要不是你这次来，我可能要永生永世错怪你妈了。当初，她带了你们兄妹两个——一个三岁，一个一岁，远走他乡，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在心里真是将她痛恨到极点，觉得这是个人世间最无情义的冷血女人了。现在想来，她当时也是恐惧到了极点，感到了倾巢之难就要到来，衔了两只雏鸟匆匆逃命，逃得越远越好，宁愿背上种种骂名。她的苦楚，不比我更轻。唉，最后还是难逃一死，又死得那样惨烈。从何说起，从何说起啊！

方虹宜说，七九年，给妈妈平反，大家才知道，妈妈是四○年就参加了新四军的老革命，资格比他们教育局长还老。

卫老师说，现在想想，你妈这一生，干过什么坏事恶事啊，须得她付出如此代价？可以说的，一个是三青团，一个是隐瞒了你舅舅。前者是人生经历中的一次选择，况且是国共合作当中。至于你舅舅的事，如果没有那种封建的株连歧视政策，一个在前线上救护伤兵连死都不怕的人，犯得着担这么大的风险，承受这么大的心理压力隐瞒这件事吗？

方虹宜说，八四年舅舅第一次回国，那时候他已经是台湾学界的名人了，对台湾当局也有影响。我们这边，上上下下都把他奉为上宾，我们也成为台属，享受一些待遇，每年台联开会，也叫我去坐坐。我想，妈妈干了那么多年革命，我都没有沾上一点儿光呢。舅舅来看我们的时候说，没想到你妈妈为我而死。

卫老师又要了一点酒，说，这杯酒，算祭奠你妈妈吧。

毕竟是西北女子，又做了多年商贸餐饮，方虹宜一杯烈酒下肚，竟无醉意，只是话语多了，动作大了，她又为自己倒上一点，和父亲一起喝了。

茹嫣和方亚坐在一起，他们说话的间隙里，两人就低声私语几句。

茹嫣问方亚，你怎么想到读哲学？

方亚说，可能是我们家那种气氛，有一种哲学意味。

茹嫣问，什么气氛？

方亚说，我很小就感觉到，我们家有一种诡秘的气氛，似乎背后有什么东西，有我没有察觉到的隐秘。许多事情，找不到来龙去脉，你想弄清楚它，这就和哲学有关了吧？

她又笑笑，好奇，一条路通往自然科学，另一条路往往通向哲学。

茹嫣问，毕业后想干什么？

方亚说，想读心理学，想到哈佛去读心理学，然后回来做中国的心理学研究。刚才听他们说那些往事，我这种想法就更强烈了。

达摩问卫老师，当年方虹宜她母亲出走之前，给您留下过信啊便条什么的没有？

卫老师说，什么都没有。家里凡是和我有点关系的东西，都毁得干干净净了，倒是一些还值点钱的，都还在，没带走，也没变卖。照相机啊，手表啊，衣物啊，我收藏的一些字画啊，还有一房当时很好的家具，都在。后来，我发配到乡下劳改之后，房子被人占了，这些东西也不知去向。最可惜的是我的那些书，都没有了。我那两张照片，是放在我的一件衣服口袋里，我出差的时候随身带的。我想那个时候，钱财对于她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她只剩下恐惧。

卫老师长叹一声说，恐惧，恐惧……一个民族，苦不怕，难不怕，饥不怕，寒不怕，如果人人心中都有某种莫名的恐惧，才是最可怕的。便是今天，吃好了，穿暖了，那心中的恐惧却远远没有消失掉。穷有穷的恐惧，富有富的恐惧，贱民有贱民的恐惧，权贵有权贵的恐惧，写文章的有写文章的恐惧，连读文章的，也有读文章的恐惧。

卫老师说这些的时候，达摩便想起毛子当年的疯病，想起那一声狼一样的干嚎和呛了水一样的闷咳。

大约是过度激动，话也说得多了，卫老师脸色比平日苍白，不胜酒力，颧骨和眼皮又是艳红，有一种触目的病态美丽，仿佛一下年轻了许多。

赵姨一直默默注视着卫老师，有时见卫老师的话说得多了，她便插进另一个话题，让他歇一口气。见大家吃喝差不多了，便对方虹宜母女俩说，你们一路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