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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直想问问您。又觉得，这样的问题，可能对您来说，有些残酷……

卫老师从刚才歌唱的沉迷中缓过神来，有些惊异地说，嗯？

达摩说，时隔大半个世纪，您现在对您年轻时的追求、奋斗，怎么看？

卫老师意味深长地一笑，说，果然是一个很残酷的问题，但也是一个躲不开的问题。我们一些老头子在一起，也互相问过这个问题，说法很多，也很不一样，有的很理性，有的带着感情色彩，有的是自己思考过后的话，有的呢，只是多年来被植于自己大脑中的套话，自己不自知而已……这样说吧，首先，我把它放到历史的背景中来看，与其说是我选择了革命，不如说是革命选择了我，就像一粒种子，在一个特定的时候从树上落下来，被一阵偶然的风吹到某一处。那一处的土壤、阳光、风雨让它生长起来……这一切，种子自身几乎没有选择，你以为是你自己的选择，实际上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我们那个时候的许多青年，应该说都是这样。“五四”以来蓬勃于全国的新思想新文化，日本入侵华北后的危急情势，年轻人对于当局的天然的反叛与质疑，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与“五四”思潮非常吻合的社会主义思潮。在那个时候，共产党的理论主张、政治诉求，具有很大的合理性、现实性，你们只要看看当年共产党的报纸、刊物、书籍，你们就会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有才有德有志的青年男女，会抛弃个人前程，抛弃舒适的生活，甚至抛弃家庭亲情，投身到这样一个事业中来。我刚才唱的那首《热血》，就是三十年代左翼电影《夜半歌声》的插曲：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的欧洲，我们为着博爱平等和自由——那时候的青年，比今天的更单纯、更热血，除了“五四”的影响，同时还有传统文化中那种“士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情怀和牺牲精神。所以，那样的时代，一个优秀青年，去追求革命，追求进步，简直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特别是其中那些衣食无虞家境富足的年轻知识分子。

卫老师沉寂了一下，喝了一口水，似乎在寻回刚才的话题，然后就接着说，我记得从前就对你们说过，一直到我后来被抓进去，我依然真诚地相信这个政权，真诚地相信他们的理论，真诚地相信我自己是有罪的。尽管我委屈，我惶恐，我痛不欲生，但是我还没有往最深处怀疑过什么，更没有怀疑过我自己做过的那些自认为是革命的事是否有需要审视的地方。我记得，在我的交代材料中，我一方面对自己的罪过无情剖析，一方面又为自己努力辩解，我辩解的事实就有，我是如何在大学时就追求进步的，我是如何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的，我是如何参与了建国后一系列思想改造文化批判的，我一一列举了我当时写下的一篇篇文章，以此来证明自己并不是一直就站在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上。

达摩说，您说的这些文章，我曾在图书馆看到过几篇，我记得有一篇很大的文章，是批《武训传》的。

卫老师说，是的，那篇文章我至今还记得，题目是《从〈弗兰茨？济金根〉到〈武训传〉》。批判的理论依据，直接来源于马恩对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济金根》的批判。这种方式，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最常用的，也是最得心应手的，看起来温文尔雅，有理有据，但是骨子里却是最粗暴的教条主义，拉大旗做虎皮，置人于死地。我自己后来吃亏最大的，也在这一点上。几年以后，我看到报纸上几篇批判我的文章，简直就是从我的一类文章直接套去的。达摩你说到的那些文章，是我们几代知识分子永远的伤心地，鬼门关。数十年来，几乎每个人都留下不堪回首的污迹，就像从泥潭中走来，一路留下脏兮兮的脚印。我曾经想过，如果没有五五年，如果我依然一路顺风志得意满，我后来会怎样？

说到这里，卫老师望着大家，似乎想从大家脸上看到一点他们的答案，大家便意味深长地笑。

卫老师说，所以，我感谢五五年，它无意间挽救了一个懦弱无知的文化人，让他歪歪倒倒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付出数十年代价，作了一次本该极为正常的选择，真是旷古未有的一种荒唐。我想，另外一些人呢，其实也是像我一样，用数十年时间走上了另外一条不归路，哪怕他现在早已心知肚明，也没有力量改弦易辙了，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悲剧比我更深重。我很自信地知道，我死了以后，是可以上天堂的，但是他们，从现在开始，就日夜担心别人会鞭尸。我也很清楚地知道，我要做的自我清理还很多，不知道是否天假于年，这倒是我常常恐慌的。

说到这里，卫老师环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