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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药水,后喝汤水,行不行?学校说,不行。
现在想来,那也该是一次大规模的恶性流行病了。染病的有多少?死亡多少?留下后遗症的有多少?没见过统计数字,想来不会少。许多年后,还能从一些人口里听到,谁谁谁得过脑膜炎,脑子不好使。谁谁谁的家人得脑膜炎死了。此类说法很多,由此可以判断出来,当时的波及面,大约要比现在的非典大得多。奇怪的是,当时人们并不像现在这样恐慌。
我想,大规模的社会恐慌,该有几条要素。
形势严峻,但是信息透明,公信度很高,不会引起太大恐慌。就像打仗,知道敌人兵力多少,我们装备如何,有什么应对方法,上下一心,同仇敌忾。风声鹤唳常常比雄兵百万更可怕。
形势很严峻,信息完全封闭,许多人也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去了,哪怕全国染病的人成千上万,一般人也只看见自己周围的几个。六十年代,能看到报纸的都不多,有单位的,也就隔三差五地听读报员念念社论什么的。老百姓谁家订了一份报纸,就很稀罕。便是在单位当了一个干部,翻来翻去也就是三两份地方和中央的党报。后来文革批判那些革命意志消退的干部,就说一张报纸一杯茶。那时的收音机也是稀罕物,除了嘟嘟报时之外,大都与报纸一样,报纸登社论,收音机就播社论,报纸登“九评”,收音机就长篇大论地播“九评”。很长时间里,收音机没有短波,后来据说是为偏远地区的人民能够听到党中央的声音,生产了一批带短波的收音机,一般人就是有,也不敢拨动那个短波键。所以,那个时代真正是做到了舆论一律——或者准确点说,社论一律。
真正的恐慌,是形势严峻,信息混乱,官方暧昧,民间又有了各种获得信息和发布信息的能力。于是,人们的想象力就同恐慌一起疯长起来。只是政府呢,还是那个老想法,这些添乱的事总是不说的好,多少年来的成功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三年饥荒,你要是四处去说饿死人了,那老百姓不都要去抢粮库啊。可这一招此次不怎么灵了,这些天,光是一天数十条手机短信,就会要人发疯。就像有许多隐身人在你耳边不断说着,鬼来了。而真正知道鬼在哪里鬼有多少的人却在说,没有鬼,我们这儿很安全。
出于自保,人们总是宁可信其有。于是,我们今天看见的洁白的口罩,其实是一个恐慌到来的信号。
文章生动活泼,夹叙夹议,很好读。一时间被许多网站转去。
达摩在网络上是个名人,只要他的文章一出,转载率点击率总是很高。就像那些当红大腕演的影视剧,票房收视率总是很高一样。只是达摩没换来钱,只换来不少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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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终于包不住了。
病毒这个东西,太不给人面子,不怕打压也不受贿赂,自顾自一意孤行肆意妄为。开年以来,短短两三个月时间,浩荡北进,搅得大京都也抢起板蓝根来。接着就开始抢购食油、大米、挂面、方便食品直至矿泉水……商家狠狠赚了一大笔,将许多压仓库的陈年积货都吐了出去。只是他们没有料到,几周之后,就开始了一个漫长的萧条期,偌大的商场超市,每天都像打烊一样冷冷清清。许多重要的国际活动被取消,许多出访被拒绝,有的干脆连使馆签证都暂停了。网上有文章惊呼,世界在封锁中国。
终于,撤了开初说没事的几个人,以全民抗战的状态开始了新一轮的紧张。让人想起了当年日寇在东三省蹂躏数年,关内一直就暧昧不明地犹豫着,是战是和?是攻是守?是攘外还是安内?结果日本人不领情,一夜之间打进华北。情急之下这才掀起全民抗战大潮。
梁晋生终于可以对茹嫣说点实情了。他这个主管卫生的副市长,其实早已是抵抗运动的前敌指挥长了。茹嫣在报上看见了他像太空人一样从头包到脚的照片。要不是有文字说明,根本认不出里面是谁。
梁晋生百忙之中打来电话说,为了茹嫣的健康,这一段时间他不来看她,他自己也不知道会不会沾上点什么,这东西太厉害,又没有特效药。他说,万一他光荣了,以后多到他的墓前去跟他说说话。梁晋生说,你知道,跟你说话是一种多大的享受呢。茹嫣说,我在电视里、报纸上见你说话,真替你难受,也难为你成天说那种话。
梁晋生说,这事看来一时半会儿不能完,不知我们原定的计划能不能按期实施,要不然我们来一个刑场上的婚礼?
茹嫣笑笑,你先把自己保全囫囵了,别的都来得及。
梁晋生说,很想你。
茹嫣说,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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