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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望之余，有人开始找门路了，有的投亲靠友，转到其他地区，有的长期留在上海，也有的只是在乡下短暂地住一阵后就又回家了。我们刚下乡时，走在山前镇的街上，常遇到其他上海知青，可到后来上海人就越来越少了。

我一直坚持在农村，可心态逐步地发生着变化。下乡之初，我最感兴奋、最盼望的是回上海过春节，因为能与家人团聚，能吃到上海风味的食品，能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指点江山。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家已没有吸引力了，因为要好的同学大多已进了工厂或上了学，而回到上海只会触景生情，是苦楚大于欢乐。

有一年我回上海，在家附近遇上了街坊三宝，他当年学习不好，没有考上中学，进了工厂，也就避开了下乡这一劫。他随口问起我近况，大吃一惊：“怎么，你还在农村啊！”——那一刻，我真觉得自己是个彻底的人生失败者。

当年我离开上海时，隔壁邻居的女儿小英还是个小孩，可我又在上海见到她时，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是啊，我在农村已太多年了。

我想起了贺知章的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那一刻，我真正理解了诗人的失落。我已没有回上海的欲望了，见到故人旧物，只能增加我的伤感。

西塘大队的领导还不错，给予了我们一些力所能及的照顾。小汤担任了生产队的会计，小韩担任了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小宋担任了大队代销点的售货员，小毛和小沈成了拖拉机手。以这些工作安排，就可以避免田间劳动的艰辛。大队干部与上海知青非亲非故，能这么做，算是很不错了。

可我还是在当农民。大队领导先是让我去代销点工作，我推辞了这份好差事。我要继续奋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因为只有在最艰苦的环境中，才有表现自己的机会。

小谢已滞留上海很久了。原生产队长钱妮不愿再干。大队就任命我为生产队长，并让老农贵修协助我。我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一重任，因为我要有所作为，就要有表现的机会。我野心勃勃——我要上大学。

在“文革”中进行的“教育改革”，废除了全国统考的大学招生制度，招生是以“推荐上大学”的方式。那时招生的数量少之又少，每个公社才有几个推荐名额，由基层单位推荐，还要送上级审查后选拔录取对象。

我目标很明确：我要上大学。所以，我积极努力，在劳动中表现突出，以获得群众的肯定和推荐，从而能获得到大学深造的机会。

我也有过机会，我曾数次被大队领导推荐上大学。我的表现出众，那是公认的，所以基层群众、大队领导，甚至其他上海知青都同意推荐我。但是，我在政治审查时却被刷了下来。

在那一过程中，我经历了热切期望后的无限失望。那种痛苦、绝望和挫折感，若没有亲身经历是难于体会的。而且我还不能公开流露自己的内心感受，那就显得我表现好是“动机不纯”。

——与其他知青相比较，我经受了更大的精神折磨。我更努力，表现出更大劳动激情，只是因为我更不安于现状，更希望改变命运。这看起来似乎是荒谬的，却带有时代的合理性。我也有过更多的机会，但随之而来的是挫折和受挫后的心灵创伤。但表面上，我仍然热诚，积极性不减，那是因为在压抑情感，凭着毅力在坚持。归根结底，我只不过是表现出更大的政治虚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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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上的悲哀（1）

在南方的农村，农民初春时就投身于紧张的劳动，到秋收后就闲了下来，而冬天基本上是在休养生息，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又开始忙起来。

在那如火如荼的“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这个千古习俗就被改变了。冬天就是兴修水利会战的开始，县、公社、大队各级都有工程项目，所需劳动力由上级向下面各个生产队摊派，而出差的劳动力费用也要由生产队承担。那个时期农村也兴建起了一批有效益的水利工程，但生产队的负担过重，农民苦不堪言。而且，由于缺乏一个长远规划，有些工程就只是人力和资源的浪费了。

我冬天很少回上海了，也就与民工一起出差，去水利工地劳动。我参加了西塘水库和吴城水库的修建，也挖掘过山前人工渠，体验到了出差民工的疾苦。那样的出差少则半个月，多则一个多月。民工们以大队为单位，住在工地附近的农户家中。所谓的住处，也只是农户人家腾出个房间，在泥土地上铺了稻草，摊开自带的铺盖，一排一排地就地而卧。甚至连妇女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