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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对社会的看法基本上是具有密谋性质的。他们认为社会是由一个本身受企业家、军事领袖、公司巨头等“权势上层人物”操纵的既成体制所统治。他们隐约地谈论革命，但是真正的革命是要从巩固国家政权开始的——而这又是他们极力反对的。同所有的运动一样，他们的运动也有一批特殊用语：“对话”、“创造性的紧张”、“无商量余地的要求”、“非暴力的”以及其他等等。但是这些用语的含义往往是模糊的。例如，无商量余地的要求可以成为可以商量的；对警察投掷石块和瓶子被算作是非暴力的。

表现为蔑视传统职业、衣着和政治的年轻斗士的叛逆心理，1964年在伯克利就已经开始了。第二年春季，当这个校园又开始震颤的时候，克尔校长曾说，“这所大学及其伯克利校园经不起再面临这样一次对抗了。”实际上接下去是长达四年之久的骚乱。伯克利不过是许多骚乱的校园之一。1965年伯克利的事件首先震动了堪萨斯大学，那里因为学生进入校长办公室举行静坐抗议，反对大学生联谊会有男女之分而有一百一十四名学生被捕。这以后，几天之内，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的大专院校都已摆好阵势。

耶鲁大学学生因为一位受欢迎的哲学讲师没有得到续聘而举行了示威。旧金山州立大学举行了一次反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大会之后，有五个人进了医院。在费尔菲尔德大学——康涅狄格州耶稣会办的一所学校——学生破门进入一个锁着的书库，把里面的禁书全摆到供大家阅读的书架上去。布鲁克林学院的学生把他们的校长从讲合上嘘了下来。在纽约的圣约翰大学——全国最大的天主教学院——学生要求取消对他们的出版物的审查。密执安大学的学生示威反对提高电影票价；斯坦福大学三位系主任抗议在课堂中朗读色情诗而辞职。新泽西州的费尔利·迪金森大学的学生为“表达学生的普遍不满”而组织了纠察线。从1966到1967两年间骚乱继续不断，其中主要的暴乱发生在圣何塞州立学院，威斯康星大学、衣阿华大学、科内尔大学、长滩州立大学，还有已发生过一次骚乱的旧金山州立大学。而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大动荡的1968年之前的集给力量。亨特学院的校长说：“昨天的象牙之塔成了今天的散兵坑。”

这些富于战斗性的大学生虽然充满热情，但却收获很小。学生天然都是过客；他们一毕业，新学生就又进来，没有什么能够保证新来者不采取不同的路线——象这次运动中的新学生实际上所做的那样。向来不稳定的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在六十年代末期分裂成为两部分：革命青年运动甲派，又称“气象员派”，以及谴责“气象员派”是“冒险主义者”的革命青年运动乙派。学生们还有其他的困难。他们的基本前提之一是荒谬的。“其荒唐之处，”本杰明·德莫特写道，在于“他们认为如果你对越南战争、种族主义、贫困和一般生活水平感到不满，那么你把大学这个桥梁炸毁就行了。”

学生们的第二个不利方面，是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1966年他们很有信心地反对罗纳德·里根竞选州长，结果出乎他们意料之外，里根以差不多一百万票的多数获得胜利。同一天，共和党在国会增加了五十个议席。“1966年选举中最明显的灾难之一，”亨特·汤普森指出，“是新左派对自己的影响的错误估计。激进派和嬉皮士联盟原来指望选民们会抛弃国会中的‘右派，战争贩子’，但是结果却是‘自由派’的民主党人受到了打击。”不仅如此，分析家还断定，在加利福尼亚，新左派反对里根，反而在实际上帮他增加了选票。既然找到这么一个大众关心的问题，里根便尽力加以利用。他以对学生中的反叛分子过分宽大为理由，迫使克尔辞职，而另行任命主张强硬路线的塞缪尔·早川担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

对搞政治的学生抱敌对态度的，不限于加利福尼亚州。中西部一个州的议会把州立大学预算削减了三千八百万美元，并且提高了学费。其他各州的议会也大都提出旨在扑灭学生中的不满情绪的议案，并通过了八项。俄勒冈州长汤姆·麦考尔在谈到示威者时说，“美国人已经感到厌烦得无以复加。”卢·哈里斯报道学生家长中的百分之六十二认为，大学校里维持纪律比鼓励求知欲更为重要。“简而言之，”《生活》杂志评论说，“不同辈的人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个问题就是：‘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当然，在其他问题上、不同辈的人也有交锋。示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