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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两翼的极端派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本杰明·德莫特所谓的“超杀精神”。苏珊·桑塔格在《党派评论》中写道：“白种人是历史的毒瘤。”《伯克利讽刺报》干脆宣称：“教授根本没什么东西可教……我们在任何监狱都能比在大学学得多。”一群前百老汇演员唱道，“中产阶级，同猪一样……中产阶级，同猪一样。”1961年，伯特兰·罗素说，“我们曾管希特勒叫坏蛋，因为他要杀光犹太人。但是肯尼迪和麦克米伦要比希特勒坏得多——他们是人类历史中最邪恶的败类，我们有责任竭尽全力去反对他们。”在另一极端，伯奇协会的“创建人”则声称美国“全国是一所巨大的疯人院，管理权掌握在最疯的病人手里。”基督教十字军的先知迪安·诺贝尔则坚决认为处于克里姆林宫核心的特务们已经制订了一项“共党－披头士协议”——“共产党已经设计出一种复杂的狡猾的科学技术，能通过神经干扰、脑力衰竭和迟钝，使一代美国青年变成废物……披头土乐队的破坏性音乐……加速着……精神崩溃。”

约翰·肯尼迪对这两种势不两立的极端派系都十分了解。1961年11月，他在西雅图大学演讲时表示，正由于当前许多问题十分难以解决，使得许多人急于寻求简单的答案。他说，“这类灰心丧气的公民分成了两派。奇怪的是这一派……和那一派颇为相似。两派都认为我们只能有两种选择：不是姑息就是战争，不是自杀就是投降，不是屈辱就是浩劫，不是赤化，就是死亡。”一有机会他就用俏皮话来刺他们一下。在白宫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晨报《达拉斯新闻》的记者“特德”·迪利对他说，“我们需要一位骑马的人来领导这个国家，而在得克萨斯城以及整个西南部，许多人认为你骑的是卡罗琳【肯尼迪的女儿。——译者】的三轮脚踏车。”达拉斯晚报《时代先驱报》的主编写信给肯尼迪说，迪利的话并不能代表得克萨斯。总统回信说，“我可以断定达拉斯的居民每到下午就会高兴起来。”【意为晚报代表了达拉斯居民的意见。——译者】

温和的幽默是无伤大雅的。过火的幽默却会变成恶意。佐治亚一所剧院入口处画着一幅表示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勇事迹——109号侦察鱼留艇——的画，上面写着，“看日本鬼子怎样差点搞掉肯尼迪的。”有一道谜语说：“倘若杰克、鲍勃和特迪【肯尼迪三弟兄的昵称名字。——译者】同在一条即将沉没的船上，谁会得救？”答案是：“国家。”一份广为流传的油印传单，说计划要给肯尼迪在华盛顿修建一座纪念碑：“把它建在弄治·华盛顿纪念塔旁边是不妥的，因为华盛顿一生没说过一句假话；把它建在罗斯福纪念碑旁边也不妥，因为他一生没说过一句真话，而约翰·肯尼迪却根本分辨不出假话和真话。”【许多憎恨罗斯福的人都以为首都有一座惹人注目的罗斯福纪念碑。其实，罗斯福仅只要求他死后在宾夕法尼亚大街国家档案馆外面的一块石头上钉上一块小铜牌，上面写上他的姓名和生卒年月。这牌子1965年才钉上，铜牌并不显眼，过往行人很少注意到。】传单接着写道：

『五千年前，摩西对以色列的儿女们说：“拿起你们的铁锹，骑上你们的驴子和骆驼，我领你们到幸福之国去。”大约五千年后，罗斯福说：“放下你们的铁锹，一屁股【英语“驴”（ass）与俚语“屁股”是一个字。——译者】坐下来，点上一支驼骆牌香烟，这里就是幸福之国。”如今，肯尼迪却正在偷盗你们的铁锹，踢着你们的屁股，提高骆驼牌香烟的价洛，把幸福之国据为己有。』

从这类话开始，向着两极发展，到了荒谬的地步，而过火的玩笑也就越来越使人觉得难以见诸笔墨。一如在罗斯福时代一样，这类玩笑往往在不正常的性行为上做文章，不但涉及肯尼迪家族的男女，还扯到他们的子女，甚至所养的猫狗。当年学着罗斯福的上层社会口音说话的那些人的儿子如今都学着肯尼迪的口音信口胡诌，说什么有几根热线从教皇的厕所里穿过罗马的阴沟直通白宫【讽刺肯尼迪是个天主教徒。——译者】，说他采用种种稀奇古怪的方法挥霍他老子的钱，还说有一个女人自称是他的元配——说乔·肯尼迪是花钱私自了结了这一婚事的——甚至他生什么病也成了取笑的材料。阿瑟·施莱辛格曾指出，肯尼迪几乎变得无处不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