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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弗维尔直率地叫他继续回答问题，但科斯特洛摇了摇头，接着：

『凯弗维尔：你拒绝进一步作证吗？……

科斯特洛：参议员先生，我首先得考虑我的健康情况。如果我作证，我就要说老实话，但是我的脑筋已经不灵了。

凯弗维尔：看来你的脑筋还是很灵呢。

科斯特洛：尽管我对各位参议员怀着应有的尊敬……我对他们是十分尊敬的，可是我不打算再回答一个问题，我要退场了。』

接着，他果真退场而去。结果因蔑视法庭罪在刘易斯堡联邦监狱蹲了18个月。看到他的退场的有三千万电视观众。按照电视统计所的统计数字来看，纽约的电视机差不多有70％收看了凯弗维尔举办的听证会。听众之多，比上年秋季世界棒球联赛的观众还要多一倍。

在福莱广场停留了八天之后，凯弗维尔委员会便回到华盛顿去。委员会的主席现在成了总统的候选人，三千万个家庭留下了一个清楚的印象，这就是美国城市里发生了什么样腐败的事情。爱德·默罗说：“电视演出一直都极吸引人，观众多得惊人——也许由于出现在电视机上的小人都是真人实事。”杨－鲁比肯广告公司总结了总的印象，把广告登在纽约的报纸上，对社会上的罪恶表示遗憾，并问：“我们有什么该做的事情吗？”

该做的一件事就是：教导小孩如何分清是非。大概那件事已经做到了，但当凯弗维尔委员会仍在开会的时候，报纸却提出确凿证据，指控最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大学青年中——有营私舞弊。纽约市立学院篮球队一连好几个冬季曾以全国最优秀的篮球队之一上场参加比赛。现在发现，它的五个正式队员中有三个受贿——每人多达1500元，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赛球时，故意输掉。他们刚被控告，纽约大学、托莱多大学、布雷德利大学和肯塔基大学的篮球队员们也在类似的供状上签了字。

运动界的教唆犯，一个名叫萨尔瓦多·索莱佐的监禁了八年，其他人的监禁期限则短一些。把索莱佐当做替罪羊是很方便的事。只要那年秋天运动季节情况令人兴奋，大学名誉的污点会很快地被忘记了。不幸另一件丑闻又在那年8月出现。西点军校宣布有90名学员因考试作弊而被开除。

在篮球赛和考试中的作弊是有代表性的。美国当时正处在它的周期性的一次道德败坏的时期，这是自2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像这种道德败坏的年代中经常遇到的情况那样，人们对于罪恶采取了比较容忍的态度，虽然他们不肯这样承认。要了解当时正在发生的问题就需要深深地体会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说话很少有直截了当的。报纸上的关于伤风败俗的事情的报道都是用委婉的语言加以掩饰的。典型的例子如：称妓女为“应召女郎”或“接客女郎”，有时亦称她们为“玩乐女郎”。和一个男人睡觉，她们说起来总是“接了客”（“接了约翰以后，你又做些什么？”“我去浴室拿一条毛巾”）。累积起来的影响就是要使最古老的职业听起来很时髦。

50年代穿毛裘戴宝石的妓女出外卖淫大大不同于30年代初期那些沿着铁路线拉客人的一角钱一次的“野姑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六只角子【一只角子是折合一角二分五的小辅币。——译者】的“胜利女郎”。应召女郎不再在街头或汽车站拉客，她们的活动地点是高级旅馆房间，要用电话约会，就像医生那样。许多是美女竞选的获胜者和（或者）大学毕业生。有些主修经济学，在法庭上，她们几乎把自己看成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慷慨贡献者。实际上，她们所提供的服务，在商业上确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许多厂商给外地来的买主提供女郎成了理所当然的事，由它们的越来越活跃的广告部门充当拉皮条的角色。在会计方面得想出办法使那笔费用在申报所得税时得以扣除。只有那样以谨慎出名的女人才被吸收来做这种工作。但待遇很高，高达500元一次。一个爱挖苦的鸨母在她的名册上把她们标上“VIP”【VIP原义“特等要人”。——译者】的记号——代表“头等货”。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做是对的。非职业妓女引起的麻烦对高级招待人员和行政副总经理来说是危险的。在路灯底下或在人数众多的鸡尾酒会上随便搭上的女人来历不明。她可能是有病的，或者是与你竞争的一家厂商的侦探，或者是一个存心敲诈的丈夫的老婆。一个月后她可能来到你的办公室甚至来到家里，要把偶然邂逅相逢变成长期的姘居。一切现款交易，就排除了那些可能性。玩了就算，不要拖泥带水。声名越大的人，就越有可能去找公开的职业妓女。为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