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部分(第1/4 页)

普雷斯利参加沙利文主持的三场表演的权利，哥伦比亚电视公司付了五万元，用这笔钱本来可以购买不少严肃认真的戏剧或记录片。

电视的道德标准和好莱坞的一样难以捉摸。普雷斯利的骨盆和费伊·埃默森大开的领口受到欢迎，但是联邦电讯委员会主席却把戈弗雷的妙语双关称为“马夫幽默”。诺埃尔·科沃德在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福特明星佳节而编排的“欢快的精灵”里保存了混蛋和该死等骂人字眼，《时代》周刊便评论说，“上星期，观众们听到了电视中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最猥亵——最渎神的——语言。”电视网的监视人一再找过格劳乔·马克斯【美国的一名喜剧演员，经常主持有奖问答节目。——译者】的麻烦，杰里·莱斯特的滑稽动作（“我是一个豆布包”【里面装有干豆的小布包，人们在游戏中互相投掷以取乐。——译者】）虽然为一些人所不齿，却被监视人默然放过。在某种程度上，审查制度似乎是向谁开刀的问题。在有奖问答节目中，几乎什么样的下流话都容受得了。但是开列反共黑名单的人成立所谓“警社”的组织，并诽谤约翰·亨利·福克、一个象威尔·罗杰斯那样讲些俏皮话的演员，这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赶快把他解雇了。为了恢复原职，福克不得不向法院起诉。经过了六年他才打赢了官司，但是诽谤福克的反共分子却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其中就有主持“赢得庄家的全部赌本”节目的克莱顿（巴德）·科利尔。

那年2月，特伦代斯的调查使人得悉一些五十年代的美国的群众趣味。最受欢迎的十大节目为：“爱德·沙利文”、“六万四千元的有奖问答”、“佩里·科莫”、“我爱露西”、“腊月新娘”、“发现人才的人”、“以生命打赌”、“雷德·斯克尔顿”、“我拿手的是什么？”、“沃尔特·狄斯奈”。整个来说，这些节目平谈无奇、华而不实，压倒一切的主题是说科打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作为新宣传工具的电视，说明民族性格乃至时代精神。艾伦·塔特认为五十年代的悲剧在于电视这种群众性宣传工其破坏了通过感清交流思想的手段。路易斯·克罗南伯格则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电视的方镜头一经出现，保护个人生活不受干扰的墙壁随之崩塌。他说，我们已经成为爱偷看别人阴私的民族。

但是，在美国所说的话并非都是对着话筒说的，还有千百万句话根本不是说出来的。这些话是印在书刊上和盲人读物上，记录在录音带和新闻纸上，制成唱片和电影胶片，表现在雕塑和油画，甚至建筑上面。象三十年代的经济学和六十年代的两性关系一样，交流手段在经历着一场革命。从来没有那么多消息要传送，从来没有这么多传送的方法。其分量是惊人的。从1950年开始，光是平装本书籍出版业每年在杂货店和报摊上，就以二角五分、三角五分和五角（当时的特大本）的价钱销售二亿五千万册以上。这个行业已经付印了八万一千种书，其中包括十七个版本的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布罗根论证说，“有充分的证据说明，美国的大众趣味在提高。”我们可以随便看看1952年1月的平装本书籍的销售情况：鲁恩·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的样板》卖了四十万册，《裸者与死者》【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写的一本小说。——译者】一百二十五万册，《1984年》七十五万册，《名叫欲望的公共汽车》【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译者】五十万册。《奥德赛》的译本加上了抽象派的封面也卖了三十五万册。从加拿大流向美国的宽阔河流上为浮运的木材所塞，都是运往造纸厂制成纸浆，以供美国读者消遣和受到教育，取乐和获得启发，有所激动，也能有所觉醒。长达成千平方英里的纸张送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和《纽约时报》，《评论报》和《花花公子》，《假日杂志》和大学出版社，送去印刷《大英百科全书》，和《佩顿区》、《狂热杂志》、《美国学者》，哈罗德·罗宾斯和约翰·克劳·兰塞姆的书籍，以及诺曼·卡曾斯、马克斯·勒纳、艾伦·塔特、路易斯·克罗南伯格等人的著作。

※※※

电视业的兴起带来电影院票房的大衰退，使全美国有五千家电影院的门罩灯火不明。厄尼·科瓦克斯和“一日皇后”夺去曾为克拉克·加布尔和琴逑·罗杰斯倾倒一时的人的欢心。随着时间消逝，嵌在好莱坞林荫大道人行路边的电影明星名字也失去了光泽。那里的广告牌上出现了辛酸的招贴：“购买圣诞邮票，消灭电视”。制片厂要不是有海外收入，早就关门了。现在，这笔收入第一次占了电影业总收入额的百分之五十。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埃里克·约翰斯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