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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请同胞们“只管自家的事，到别人威胁到……家园时才去干预。”赫伯特·胡佛在12月17日响应肯尼迪，提出理由说，在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全球性冲突中，美国的军力永远占不了上风，但是美国的空军与海军能够控制海洋，保卫南北美洲。他劝告美国人要安于这一点，一方面养活“世界上饥饿的人”，另一方面平衡预算，这后者是胡佛提出来解决国家危机的不变良方。

但是，敏锐的孤立主义研究者注意到一些新东西。胡佛的单干假设并非起初看来那么孤立，其实也不限于西半球。他想的是“一边以不列颠为疆界，另一边以日本、福摩萨、菲律宾为疆界”，守住大西洋和太平洋。继胡佛任共和党右翼领袖的罗伯特·塔夫脱在参议院议席上亦作出同样让步。他承认，万一受到攻击而又可能作出有效的防御的话，这些“民主岛国”应予保卫。胡佛－塔夫脱主义，有人称之为美国堡垒原则，有人称之为大陆主义，到了新年元旦，已被提为代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另一种可能的选择。关于究竟哪一选择最好，这方面的争论成为国会山上传出的最主要新闻。记者们称之为“大辩论”。

当时美国面临的问题是拨款建立杜鲁门曾保证给北约的四个师的军队。1951年1月5日，塔夫脱告诉参议院说，“国会从未赞成把一支地面部队许给欧洲的方案，我们不应稀里胡涂地同意。”三天后，参议员惠利提出参议院第8号决议案，反对在制订正式国会政策之前，将美国地面部队派赴欧洲。2月15日，共和党的大多数众议员签署一份支持胡佛大陆主义的宣言。塔夫脱的对手们决意把他说成阻挠议事程序者，但是他们没有理解到，而塔夫脱也忽视阐明的是，他的整个立场依靠的是宪法规定的宣战权在国会，而不在白宫。塔夫脱并无意妨碍行政部门的工作。1月15日，他宣称他“很愿意坐下来和总统……或多数派的任何人一起，拟定可以博得美国人民一致和持久支持的计划。”但是，杜鲁门这时不打算让别人分享自从罗斯福“百日新政”以来，通过许多先例，逐渐积聚在现代总统身上的越来越大的权力。

从七十年代的观点回顾，这次辩论最突出的一点是双方都默认某些基本原则，而在二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些基本原则远已不是什么永恒的真理。行政当局的辩护士也好，国会山上的人们也好，都喜欢采用“自由世界”的说法；大家一致同意，“自由世界”还包括蒋介石的福摩萨、李承晚的南朝鲜、保大的越南，萨拉查的葡萄牙、法鲁克的埃及、佛朗哥的西班牙，巴蒂斯塔的古巴、庇隆的阿根庭、法属阿尔及利亚、军事独裁统治着的海地以及在非洲和亚洲的所有欧洲人的殖民地。大陆主义老和国际主义者都同样假定，在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军事力量都是有益于人类的，而且，不管谁在辩论中获胜，美国人民都会接受其结果，不会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甚至不会有所议论。所有辩论者都想当然地认为，共产生义是铁板一块——有一个中央情报组织指导着从上海到易北河所有的赤色活动，因此他们相信，任何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地方的任何行动都是先计算好对自由世界各国的影响，然后才动手干的。当时这种奇怪信念得到如此一致的坚持，以致后来杜鲁门总统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在印度支那和西藏看到一种模式，所安排的时间与朝鲜的进攻相吻合，都是对西方世界的挑战。这是共产党人单独挑起来的，旨在加强大部分亚洲人当中已经平息下去的排外情绪。我们的英国盟友和许多欧洲政治家都认为中国的行动是为了制止美国援助欧洲重建的谋略。”』

辩论产生于胡佛－塔夫脱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同杜鲁门－艾奇逊为代表的民主党人之间的实质性分歧，却远非党派之争。约瑟夫·肯尼迪仍是个民主党人；参议员乔治与道格拉斯也都是民主党人，两人都认为未经国会同意总统不能把士兵派往海外。另一方面共和党参议员洛奇与诺兰则认为参议院既已原则上同意北约组织，杜鲁门就可以提供部队予以贯彻执行。托马斯·杜威、厄尔·沃伦、哈罗德·史塔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大力支持北约组织；最后，一位共和党的未来总统的证词决定了辩论的结果。

这个证人就是艾森豪威尔。马歇尔将军曾雄辩地谈过当时所谓“集体安全”的必要性，但是马歇尔早就参予了罗斯福－杜鲁门的各项政策，难以超脱论战之外。艾森豪威尔则不然，他在圣诞节前一周才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去当西方欧洲防卫力量的最高统帅。他告诉国会，除了“重新武装保卫欧洲”之外，别无其他选择。他报告说，在欧洲人中，反抗斯大林的意志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