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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节假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他不愿离开无线电广播转行搞电视，但这样转行却是大势所趋。他已成了全国最有名的新闻广播员，正如《提示》杂志所指出的，他“很漂亮，可以扮演电影随军记者”。几百万人没见过他，但从书上知道他那《最后审判日》的样子，或者读过厄尼·派尔对默罗在战争期间进行广播时的描述：他口讲指划，不时点头、满头大汗，看看时钟——又老是在口袋里摸香烟。从1951年开始，随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广播节目《现在看吧》的初次演出，美国人就能在自己起居室的屏幕上看到默罗了。当时他正处在全盛时代，由于他坚持他的节目不受广播公司的干预，因此人们也可以看到自有广播宣传历史以来一些最为精采的广播节目。

1952年12月28日，默罗带着电视摄像机到朝鲜前线，让全国知道在散兵坑里过圣诞节究竟是什么样子。对《现在看吧》和它的姐妹节目《哥广新闻采访》说来，没有什么东西是难于办到或怕引起争论的。他访问杜鲁门，请他谈对麦克阿瑟的看法；又访问麦克阿瑟，请他谈谈杜鲁门。又在克里姆林宫访问了赫鲁晓夫。他还调查了亨利·德克斯特·怀特、安妮·李·莫斯、罗伯特·奥本海默、欧文·佩雷斯和海军上尉米洛·拉杜洛维奇等案件。在《现在看吧》的节目里，第一次讨论了香烟和肺癌的关系问题，这是个默罗比之别的新闻广播员更不愿多想的题目。最值得人们回忆的是1954年3月9日那晚，《现在看吧》这节目竟和当时最有权势的参议员麦卡锡见个高低，揭露他是骗子。

默罗结束时说：“对反对参议员麦卡锡那套做法的人们说来，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顾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历史，但我们对后果不能回避责任。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是没可能放弃自己的责任的。”

默罗在这次节目上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所引起的敌意，怎么说也不能算是夸大的。该公司晚上11时的固定新闻广播员唐·霍伦贝克，因为在结尾时说了“我支持爱德·默罗所说的每一句话”，就触发了赫斯特报系对他的迫害，使他终于以自杀了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时正要雇员宣誓效忠，用了前联邦调查局特工来审查他们。这时公司也给默罗吓呆了。（默罗那时已是该公司的董事，他说他的同事们在下次董事会议上对他的做法的反应是，“节目不错，只是你这样干我们为你婉惜。”）麦卡锡本人则轻蔑地说，他没看这节目：“我对无线电和电视的极左分子和自由派分子的广播，是从不收听的。”他不屑在广播上答复，因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只好把广播时间给了副总统尼克松。而他就利用这广播时间要求麦卡锡按共和党的路线办事。

如果当时默罗对冷战所表现的热忱没有被充分认识的话，那只是因为当时在国内的人不管参加政治活动与否，每个人态度都是如此。他和他的同胞一样，都是热烈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支持在希腊和士耳其的杜鲁门主义，赞成花更多的钱进行军备竞赛，赞成在欧洲派驻更强大的美军，支持总统可以无需国会批准就可以派遣军队到海外。他支持朝鲜战争——“我们已划了一条线，”他称许说，“这条线不仅在朝鲜半岛划了，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划了”——而且他还预测到在越南进行“某种形式的干涉看来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他对自由派那种威尔逊式的自决，也同样拥护。珍珠港事变以后，他曾说过，国务院“把这次战争的性质判断错误了。它既是一场世界战争，又是一场世界革命。”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使肯尼迪在1960年担任总统而要物色一个美国新闻署署长时考虑默罗了。

默罗答应担任该职。既因为他要报答肯尼迪的知遇之恩，也因为他对美国广播宣传的情况感到失望。靠着播映什么情节喜剧、问答比赛节目和毫无意义的西部电影，电视业每年可以捞得十亿元利润。默罗对电视的“腐朽堕落、逃避现实和它与我们的现实世界相互隔绝”，大声疾呼，严词谴责。但这个行业的巨头们充耳不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已把《现在看吧》这个每周节目砍掉了，改为临时特约节目。广告界称这种新广播为“有时看吧！”

他最后几年是很不如意的。他对做官感到很不自在，而且由于约翰逊政府决定利用美国新闻署作为对越南战争的宣传工具，该署已是名声扫地。他的《最后审判日》预言中一个最严竣的预言真的兑现了，游行示威也上了电视镜头，而摄影记者自己到场拍摄，实际就煽动了城市的人搞暴动。广播公司追求广告利润，变得愈来愈厚颜无耻。为了挤进更多的商业广告，所谓“穿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