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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胜利日之前的大炮模型。他总爱请来客看看这个犁头模型。“东西虽小意义可大。”他往往语简意赅地说：“有这个新的小玩意儿放在这里，我心里感到很踏实。”

消息灵通的来客看见他那副乐观神气往往感到不安，他们心里纳闷，他在什么时候就得面对大萧条势所难免的重新出现？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在他1940年出版的《昨天以来》写道：“什么战时景气？这种景气带来的好处决不会持久的。”伯纳德·德沃托在《哈泼斯》月刊告诫他的读者，要有思想准备，诸如迫害劳工、库格伦神父那样的人物，街垒上的肉搏战等等，随着“美国未来几年反动浪潮”的逐步高涨，都会再次出现。利奥·彻思在展望未来时，看到有一股“冷风”横扫美国。他预料捱饿的复员兵士将会结队成群，在街上徘徊游荡。“有时你会看到他们在罢工、暴动。……新成立的职业介绍机构，特别在最初一段时期，效率会很低。……为了维持生计，可能有个别兵士要在街角兜售欢迎回国的纪念章。有一些则会穿上军服，挨家挨户去推销。”有些经济学家预言，可能又会再出现一个1932年，又有一千五百万人失业。政治学家还谈到革命。H·G·威尔斯1945年在病榻上断言，人类对科学进步已经失却信心，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很快就要遭到灭亡的命运了。

企业主愈看就愈肯定：要把工业界广大的超级生产力转向和平生产而又不陷入灾难，简直绝无可能，他们对上次大萧条及其后果心中犹有余悸，但他们都忽视了胡佛时代的美国和杜鲁门时代的美国有一点很不相同。在1932年时，人们不能到商店里去，因为身上不名一文。在那艰难竭蹶的日子里，如果人们没有吸取什么教训的话，起码也懂得一条，攒点钱是很重要的。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人每周平均收入几乎增长一倍。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时，工资从廿四元二角增至四十四元三角九，而且杜鲁门又在联邦雇员中开了先例，工时不久将减为每周四十小时，工资不变。一方面大萧条教会他们勤俭持家，另方面是商店里的货架上商品奇缺，于是美国人在这四个战争年头，把钱花在买进自由公债，或者纷纷到银行存款。特有公债的人就有八千五百万。战争结束，美国人在储蓄银行和活期证券里，就储存了一千三百六十四亿元。现在就有一大笔钱等着花，政府的真正难题是如何防止全国人民在黑市到处抢购。而要把这个向题解决到人人满意，是绝无可能的。

因此，认为失业士兵又会冲工厂的想法，只不过是多余顾虑，不过是满目疮夷的三十年代遗留下来的余悸而已。触目惊心的岁月终于一去不复返了。失业补助和士兵权利法案都是明证。要为复员军人个个安排工作是要一段时间的，但他们可以趁机会学点手艺，做点小生意，或者进大学念书。而且职业也不是那么太难找，因为数以百万计的妇女不再在工厂工作，要回家生孩子了。

《纽约每日新闻》有一条头条标题：

『物价飞涨，买主气涨

牛肉价高，高过月亮』

美国总统在堪萨斯市参加美国退伍军人团的游行，他走在前头，大摇大摆地通过市区。他开服饰商店时的老搭档埃迪·雅各布森在行人道上大声向他叫道：“哈里，通货膨胀怎办呀？”

“我已经注意这个问题了。”杜鲁门回答说。

他要注意得眼快手快。经济情况瞬息万变，想法赶上把一对尼龙袜卖五元，一件衬衣十五元，一个再生轮胎二十元的黑市商人。战争已经成为历史，经济调整的动荡正处在最高峰。将来肯定会有人人富裕的一天，但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要经历一场痛苦斗争。文森预言，将来会出现要学会如何适应生活改善一半这种又愉快又难办的局面；不过他没有提到：在生活未提高之前，人们首先要对付物资短缺、暴乱、罢工、和战后通货膨胀而引起的物价飞涨。

但是，物价管制确是令人恼火。到了战争结束时，物价管理局已成为政府里的一个独立王国，专职人员就有七万三千，志愿工作人员又有二十万，从上到下直到镇的一级都有一个办事处。它跋扈专横，无可容忍，成为对自由制度的讽刺。要为这个机构辩护的话，只能说，非它不可，没有别的办法。它总算把价格控制在1939年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之内。但要说句不大好听的话，1946年的经济，就象靠着那些红红绿绿的各种配给票背上的胶水把它粘合起来的。即是这样，还是混乱不堪。不管物价管理局有什么条例，逃避的方法总是不可胜数，钻空子的人样样精通。你给侍者领班二十元的小账，一盘上等的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