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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台下的军官生们整齐地列队肃立，身材高大的张灵甫站在前排队列中，毕恭毕敬地聆听着蒋校长一口浓重难懂的宁波腔的训话。他和同学们刚刚才结束紧张而与外界隔绝的入伍生训练，对于校长这番话的弦外之音，台下的大部分学生还浑然不觉，而蒋介石却是实有所指的。

当时黄埔岛上的政治风云，已经呈山雨欲来之势。

还在第四期入伍生入校之前，黄埔军校内的政治气氛就弥漫出吊诡之气。1925年8月20日，黄埔建校时的党代表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前遇剌身亡，一般认为，刺杀廖仲恺是由当时国民党右派的领袖代理大元帅胡汉民的授意，张灵甫开始入伍生训练期间，胡汉民与部分国民党右派的一些重要官员正相继离开广东，新任的党代表是当时被认为左派的汪精卫，他曾大呼“革命的向左来”，黄埔军校政治部自主任熊雄以下几乎全部都是共产党员，校内的政治活空前活跃。黄埔军校的原校名“陆军军官学校”也在一九二六年初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强调在军官训练中的政治教育比重。而此时，国共虽然还处于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两党的裂痕其实已经显露端倪，可以说是黄埔军校多事之秋的开始。“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就是这种裂痕的具体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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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黄埔四期生（3）

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于1925年2月，当时黄埔第一期学生即将毕业，鉴于当时广州商团反动势力日益强大，黄埔一期的共产党员学生蒋先云首先提议成立这个组织，起初的宗旨倒也简单，就是把所有驻扎在广州倾向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起来，以联合的革命军人，来对付联合的反革命商团。当时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校长蒋介石也是点了头的，他向来把黄埔军人看作是他自己的势力，把其他军队里的革命青年吸引到黄埔军人周围，对他扩张自己的势力不无好处，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他起先不但不反对，还把自己的心腹学生贺衷寒等人也派到会里担任骨干。不过，会里的活跃分子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学生，领头的有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李之龙、陈赓等人，结果青年军人联合会很快演变成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左翼军人组织。

买了炮仗给别人放，这样的结果蒋介石当然不乐意了。他支持的贺衷寒等人先是常常在会里与左派学生唱反调，后来干脆忿然离开另起炉灶，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军校内的右倾教职员和学生于1925年秋冬组织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由军校政训主任王柏龄和一期毕业生中有名的右派学生贺衷寒、曾扩清等人领衔。他们公开宣称，共产党虽然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乘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将受到无情的*，而无立足之地。因此，他们以学习研究三*义为号召，集结一批黄埔师生，专门与左翼师生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着干。

如此一来，在黄埔军校前三期的同学中间就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左右两派，在学校里，如果看到两队学生唇枪舌剑，箭拔弩张，不用问，那一定是两派学生在相互较劲。1925年10月，两派的成员在广东大学举行的关于第二次东征的*上大打出手，拔枪相向，形成势同水火的局面。四期新生的连排长们，大都是先期毕业的黄埔学长，这种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通过他们蔓延到了新生之间。青年学生血气方刚，容易受到政治鼓动的影响，部分学生在左右两派的诱导之下迅速在政治上“站稳立场”，加入了两派之间的政争。

其实像张灵甫这种刚入军校的四期入伍生，多半踏出校门不久，缺乏社会阅历，他们的投奔大革命，一般凭的是年轻人的爱国热情和对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责任感，有的或许还加上一点个人出人头地的企图心，要说对什么主义的绝对信仰，一开始还谈不上。用张灵甫的同学文强日后的话说：“当时许多同学入学时甚至连三*义和三大政策都搞不大清楚。”他们多数对这场*背后涌动的暗流不甚了了，对当时广东风云变幻的政局更没有深刻的认识。

文强的升军官生甄别考试，就很形象地体现了这批入伍生的政治水平。主持升学口试的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问文强的：“为什么要来这所学校学习？志愿何在？”文强的回答像是在背口号：“是为革命不怕死而来，志愿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为实现‘三*义’而奋斗。”邓演达满意地连连点头，吩咐他以后要多多研读“具有‘三大政策’内容的新三*义”。文强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