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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马车河

想起苏拉

苏拉是我的小学同学，芙蓉人，小名叫高宁，长着一个高鼻子，个头较高；严格地说，他的五官长得一般，特别是嘴巴，又大又厚，而且嘴唇上长着一个肉瘤，有点碍眼，但整体上看，他还是蛮帅的。苏拉去世已好几年了，机关里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但我常常想起他。

苏拉有叛逆精神，在乐清本地，即便与亲友聊天，他也常常讲普通话。他的普通话确实很普通，不算标准，却很好懂、也很流利，只是听起来别扭，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其中也包括我，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在讲普通话的时候，大家偏偏讲方言，因此，洋入土出，不三不四，有时彼此显得很尴尬。我曾多次劝说苏拉，让他的普通话靠边站，但他就是不买账。这种结果显然是不幸的，他的执着和真诚换来了无聊和冷漠。

苏拉很爱美，生前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他爱穿西服，走路昂头挺胸，自我感觉良好。他还拍了许多神采飞扬的标准相。他在市机关当一般干部，薪水低，城里没有私房，乡下的家底也差，所以，圈里圈外，怎么也掩饰不住囊中羞涩。他爱美，反而给人以口实，被认为是虚伪。市机关是拒绝虚伪的，于是他便成了世俗的处理品，不久被调往慎海乡。他在慎海乡负责民政工作，曾被落后的农民扔过河，但慎海乡最穷、最苦、最可怜的人都说苏拉是位好干部，他们还把当地一条桥称为“苏拉桥”。

苏拉做人刚正，爱提意见，爱发牢骚，爱打抱不平，且不为五斗米折腰，敢于向壁垒森严的官场叫板，与不正之风格格不入，这命中注定他会走向孤独和悲愤。他处处受到弹压，以至后来神经错乱，老是怀疑背后有人盯梢。一九九四年某天他猝死家中，有人说他是“积忧成疾”而死，有人说他是“气死”，有人甚至说他是“被人害死”，反正死得“一题多义”，正应了一位哲人的诗句：“啊，四十岁，你是一首朦胧诗。”

苏拉离开人世已经六年，坟前想必是蒿草乱眼了。我每每想起他，感慨多于怀念。的确，苏拉生不逢时。他生前在城里找对象，找来找去，没找到，只是找到了孤独、冷漠和失望。我想，要是今天他还活着，那他该多么潇洒，多么滋润，多么体面，而他找对象，恐怕不再遭遇“康定城里无大姐”了。

二○○○年十月于乐成马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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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想起苏拉

近日，重读《聊斋志异》中的“罗刹国”故事，觉得主人公马骏天天扮作张飞去见国王，活得好累，不由地又想起苏拉。

苏拉是原乐清县纪委的一名干部，他在单位里有点像马骏。苏拉原本爱笑，而发笑时，宽大的嘴巴不时会流下口水，所以，看苏拉发笑或逗苏拉发笑，是一件挺好玩的事。我们同学、朋友都喜欢与苏拉在一起。但苏拉在县纪委，整天绷着脸，像位老寡妇。我们同学、朋友去找他，见面也一样，而且，他张口总是这样问：“找我检举什么人吗？”这显然是患了职业病，是纪委的面孔代替了他的面孔，是纪委的神经代替了他的神经。他在家乡人面前不说家乡话，而坚持说普通话，这固然是他死讲面子的表现，但他骨子里依然坚守着纪委的刻板与尊严。纪委成了他的一切。他多次给省纪委、中纪委写信，反映个别领导的一些不廉不洁问题，但换来的更多是冷眼和嘲笑。他在失望中工作和抗争，脾气变得越来越古怪，同学、朋友、同事、同乡们离他越来越远。其实，这是工作中的苏拉，一个被纪委彻底格式化了的苏拉。

然而，生活中的苏拉跟马骏怎么也沾不上边，他绝对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自由的人，活得又轻松又自在。

苏拉不会唱歌，也不敢唱歌，但他是邓丽君的铁杆歌迷。邓丽君的歌，软绵绵的，像一只柔软的姑娘的手，摸着谁的耳朵，谁的身子八成会发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邓丽君的歌，官方是不欢迎甚至是抵制的，它仅流行于民间，而机关干部是鲜有收听的。但苏拉告诉我，邓丽君的歌，他就是百听不厌，而且越听越有味道。他住在市政府宿舍里，四周布满了讲政治、讲纪律的耳朵，但夜里，他总是将录音机的音量调得高高的，让邓丽君缠绵的歌喉自由张扬，从不顾忌人家说三道四。

苏拉不爱看书、写文章，不会甩扑克、下棋，虽说会打麻将，但在县城他从来不沾手。他的业余爱好，除了爱听邓丽君的歌，还爱自我欣赏。他去世时，身边留下有价值的东西，一是三套崭新的西装，二是十几张放大了的个人彩色标准相。生前，他上街可能会忘了带钱，但绝对不会忘了带小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