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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说了这么一句。接着，他做了行家所应当做的事情：他把此事交给了律师和刑事调查处去办。其后的调查证实了那位军官的恶行，查到了他去幽会时的汽车旅馆收据。赫达切克却再也没把我叫去谈论这件事，也从未指出我本来可以把这件事处理得好一些。只是一句“谢谢你，我来处理”。这可能是我挨的第三棒！

1982年5月20日，我在卡森堡已经干满一年了。10个月前曾希望把我的名字提到少将遴选委员会讨论的那个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请坐。”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当他把一份两页纸的文件递给我时，香烟在他的手指缝中颤抖着。这是我的年度考绩鉴定。我的前途就取决于这两页纸。我看完鉴定后对他说：“这就是你经过考虑的评价吗？”他点点头。我又说：“你不会不知道它会产生什么效果，它十有八九会断送我的前程。”怎么会呢，赫达切克分辩说。他向我保证，我的情况还算好，而且他明年会重新给我鉴定。“下次鉴定会照顾你的。”他补充说。我根本不相信他的话，说了声对不起，便告辞离去。

陆军的考绩鉴定是用一些委婉用语写的。你若是不知道这些代用词，就无法掌握它们的含义。例如，有一栏写的是“先于同级的人晋级”，第二栏写的是“与同级的人一道晋级”，第三栏写的是“不晋级”。这种表述似乎够清楚了。但是，现在这类报告已经贬值得如此厉害，以至你若要不落伍，就得让人家在第一栏内为你打钩。赫达切克给我钩的是第二栏。是具有破坏性，但还不是置我于死地的那一种表述。然而，这种很一般的评价也差不多是要人命的了。他只赞扬我是一名“好教官”。我的指挥才能被忽略了。我被派到卡森堡来，不是来当教官的，而是来取得当师长的资格的。我到师长预备学校来学习，而他给我的评语是不及格。

不过，赫达切克并不握有最后决定权。他是个“评估员”。我的鉴定还得交给一位“高级评估员”来下最后断语。这位官员就是远在2000多英里之外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部队司令部副司令M·科利尔·罗斯中将。此人我只见过一次。两周后，我心惊胆战地打开了从部队司令部寄来的一个信封。罗斯中将重复了赫达切克对我作为一位“教官”的能力的赞扬，并说：“应当充分地考虑他在一个重要司令部担任主要参谋职务的可能性。评估员认为，在现阶段，科林更适合担任这种工作，而不是当指挥官。我同意……”这些话已经足以使我身败名裂了。可是，罗斯也得在一组空格中打一个钩。第一栏评价最高；第二栏在提升方面会有风险；第三栏则根本不用考虑。罗斯在第三栏内给我打了一个钩。这真是致命的一击啊。然而，我不能怪罗斯将军。除了赫达切克的意见外，他对我的表现毫无实际了解。至少，阿尔玛得到了可以得到晋升的评价：“鲍威尔有一位确实贤惠的妻子。不论她的丈夫被派到什么地方去，她都完全能够成为陆军的代表，支持她的丈夫做好工作。”

那天晚上，我上床睡觉时，脑子里千头万绪。我参加陆军24年，这是我所得到的最糟糕的职业评语。在“上岗学习班”时，罗杰斯将军曾警告过，我们当中有50％的人升不到两颗星。现在我知道我是属于哪一半的了。在五角大楼的将官管理处，那些负责将军调动的年轻中校们会看到这份鉴定。他们会想，这个一帆风顺的军人终于栽了跟头。鲍威尔原来只是一名政治将军，到部队就不灵了。迈耶将军看到这份鉴定时会摇着头说：科林离开部队的时间太长了。下一次晋升委员会开会时，委员们会看着在此之前一直毫无瑕疵的记录，心里嘀咕：这个家伙出了什么问题？那天夜里我失眠了。

然而，第二天上午我照样到办公室去，而且感觉很好。就像我在越南第一次目睹死人的事之后，我在那个山坡上所领会到的一样，事情总是在第二天早晨显得好一些。我会自哀自怜，但时间不会太长。我走进汤姆·布莱格的房间，对他讲起发生的事情。他说：“我提醒过你，你不听。”他认为麻烦是从我去找赫达切克谈夫人问题时开始的。我同意他的分析，又加上了同师长争论年度检查的事和我对那位与军士妻子有染的军官的处理。后面这件事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我告诉汤姆，我确实把那件事办糟了。不过，我不后悔。我做了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赫达切克做了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并据此对我作出评价。我不打算抱怨或申诉，不会对赫达切克大发雷霆，也不会就此意志消沉。我会正确对待这件事的后果的。

此后，我继续高高兴兴地履行我的职责。但是，我的脑子里却转起了脱离陆军部队的念头。一天晚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