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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违反，却认作子孙为祖先而生存，如此道德中，显然含有不自然的分子。”祖先为子孙而生存，所以父母理应爱重子女，子女也就应该爱敬父母。这是自然的事实，也便是天性。文学上说这亲子的爱的，希腊Homer史诗Illiaa与Euripides悲剧Troiades中，说Hektor夫妇与儿子的死别两节，在古文学中，最为美妙。近来Ibsen的《群鬼》（Gengangere）德国Sudermann的戏剧《故乡》（Heimat）俄国Turgenjev的小说《父子》（Ottsyidjeti）等，都很可以供我们的研究，至于郭巨埋儿，丁兰刻木那一类残忍迷信的行为，当然不应再行赞扬提倡。割股一事，尚是魔术与食人风俗的遗留，自然算不得道德。不必再叫它溷入文学里，更不消说了。

照上文所说，我们应该提倡与排斥的文学，大致可以明白了。但关于古今中外的一件事上，还须追加一句说明，才可免了误会。我们对于主义相反的文学，并非如胡致堂或乾隆做史论，单依自己的成见，将古今人物排头骂倒。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又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批评古人的著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一个正直的评价，相应的位置。至于宣传我们的主张，也认定我们的时代，不能与相反的意见通融让步，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譬如原始时代，本来只有原始思想，行魔术食人肉，原是分所当然。所以关于这宗风俗的歌谣故事，我们还要拿来研究，增点见识。但如近代社会中，竟还有想实行魔术食人的人，那便只得将他捉住，送进精神病院去了。其次，对于中外这个问题，我们也只须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不必再划出什么别的界限。地理上历史上，原有种种不同，但世界交通便了，空气流通也快了，人类可望逐渐接近，同一时代的人，便可相并存在。单位是个我，总数是个人。不必自以为与众不同，道德第一，划出许多畛域。因为人总与人类相关，彼此一样，所以张三李四受苦，与彼得约翰受苦，要说与我无关，也一样无关。说与我相关，也一样相关。仔细说，便只为我与张三李四或彼得约翰虽姓名不同，籍贯不同，但同是人类之一，同具感觉性情。他以为苦的，在我也必以为苦。这苦会降在他身上，也未必不能降在我的身上。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所以我们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须介绍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

在“人的文学”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周作人写出了大量“平淡而有情味”的闲适散文。这些“闲适的小品”名篇大多写于1920年代，代表作如《雨天的书&#8226；序一》、《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鸟声》、《乌蓬船》、《苍蝇》、《吃茶》、《喝酒》、《初恋》、《怀爱罗先珂君》、《两株树》等。它们被公认为是现代抒情记叙小品的经典名篇，周作人也由此赢得小品文“圣手”的赞誉。这些小品文是“知识和趣味的两重统制”，平易宽博，情趣盎然。这其中有他与浙东妇孺同乐的平民意识，乌蓬船中听雨的诗境，品茗茶时的悠然自得乐趣，喝酒时不过分放纵的樽节自控，情感的基调是欢乐明快的；也有北京绵绵冬雨的令人窒息的“阴沉”与“气闷”，感慨文化古都都缺少“精炼”的“茶食”，听不到悦耳的报春“鸟声”，以及得知“初恋”情人死后的淡淡的哀愁，情感基调是“气闷”和“苦涩”的。周作人小品文艺术是植根于他对“生活的艺术”的理解的。他在《北京的茶食》中说：

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他的“闲适的小品”就是基于对生活的开阔而深刻的理解，为了生活的“消遣与调剂”而写出的。这类平和冲淡、闲适苦涩的小品文里，“景”、“知”、“情”、“趣”、“理”浑然一体，有着朴素而清新、单纯而丰富、闲适而苦涩的独特风致和隽永神韵。周作人“闲适的小品”的成功，启示着现代散文家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去发现“美”和创造“美”，开创了以他为代表的现代小品文流派。

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在日常生活中以平常心发现随处可见的“美”和创造“美”，然后就能享受生命的快乐。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可以办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