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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做热情洋溢的讲演。我听不清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但是大致能感觉到是对政府的抗议和抱怨。有时候他们还会设置小小的展台，上面放着红色的醒目的宣传手册，还有红色革命者的肖像，我知道他们是在宣传*主义。

还有几次是在莱斯特广场，看到一个女人两手空空地站在马路中间讲演，对着纷纷扰扰路过的人群大声地说话，人们匆匆而过，谁也没有认真听她讲了些什么。我停下来，站在不远的地方看着她。她一直持续着高声说话，全然不顾她的声音在喧哗的闹市街头几乎完全被淹没，路过的行人最多也只能听到她的只字片语，然而她仍然持续着发言。我尽力想听懂她在说什么，但是终于还是没法听懂。她说得有些混乱，显然只是没有经过任何准备的发言。如果在国内，这样的人在街头可能会被当成是疯子，但在这里不是。尽管没有人听她说话，也没有人知道她到底说了些什么，但人们只是匆匆地走过，没有任何人投去异样的眼神。

这就是伦敦，一个传统矜持而自由开放的城市。在这样的时刻我打开电子邮件，打开那个上海的地址。有一些感觉接踵而来。最后一次去上海是在两年以前。流光溢彩的外滩夜景，黄浦江晚风轻拂的夜色，记忆中，夜上海有着更多的奢靡香艳。

收到他的电子邮件，虽然只是短短的只字片言。

他说，突然知道你去了那么远的地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切保重。

我静静地看着他的话，在伦敦9月的阳光*着鼠标键，心情如同阳光一样浮起温暖。

没有回信，是因为我同样也不知该从何说起，已经许久没有联系。

但记得。在记忆的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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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 伦敦：从晚夏到初秋（1）

来伦敦这么久第一次想家。想北京，想父母，想朋友，想念国内的一切生活，无论它是灯红酒绿还是忧伤快乐。

到这里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3个月前的这个时候，我正在北京忙着订第二天的机票，刚刚拿到签证，行李收拾得非常匆忙。虽然从半个月前就陆陆续续地准备，但是直到拿到VISA的这一刻起才开始真正确定行程。

3个月前的那一天，我记得那是个大热天，北京三十几度的高温。在北京这从来都是正常温度，到了伦敦我却只碰到过有两天超过30℃的天气。就这样在伦敦度过了一个凉爽的夏天。大部分的裙子都没有来得及穿。还有从中国带来的旗袍，在建国门的裁缝铺定做的，深绿色的真丝绸缎，稍稍一坐就全是皱褶。

我开始大张旗鼓地收拾行装，置换所有的衣服，按照从网上下载下来的物品单。从头到尾，忙碌着采购了大部分的东西。还有一些不是没找到、就是没有时间去买。跟所有的朋友告别，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打着电话，告诉他们说我要离开北京。已经没有时间和他们见面，就只能在电话里说再见，手机第二天就会停掉，告诉他们说有事就给我发电子邮件。

很热的天气，我穿着平常很少穿的一件衣服。真的已经很久没有穿过，只是因为收拾行李的时候从衣柜底层翻了出来。那样的裙子是不会带到英国去的，又很可惜这么长时间没穿，就在临走的那两天穿了一下，算是对它做个告别的纪念。那几天的行程排得很满，上午去嘉里中心订好机票，说是第二天早上给我送来。第二天中午12点的飞机，早上9点钟他才能把票送到。但是当时因为时间很紧，已经来不及考虑那么多。

下午3点从使馆拿到签证护照，第一件事情就是给爸爸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要走了。在此之前我一直不能确定我是否真的会离去，直到拿到签证的那一刻我都还在恍惚。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让我来不及有任何的心情去适应和准备。全部的过程就在那几天。那么的快，那么热的天。

妈妈说，行了行了，这就好了，你走了我也就省心了。我哈哈大笑，我知道我妈是盼着我早点走，好早点少个人跟她犟嘴。嘉里中心大厦外面的拥挤的街道上，高温酷热的夏日，我站在路边急不可耐地打着手机。人群在视线以外的地方流动纷杂，白花花的太阳照着，像一种有着强烈真实感的幻觉。

紧接着就去银行取钱，然后到国贸的中国银行换汇。之前已经打了几十个电话，坐在出租车里边等着拥堵的红绿灯边翻着电话本，手机在耳边已经打得发烫。问114查着离家最近的可以换汇的银行分理点，然后又问当天的外汇牌价。再确定是否已经带齐全部的资料和手续，然后打电话给银行问他们几点下班，可不可以等我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