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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块铜钱大的青痣，跟他梦中所见病和尚胸前的膏药大小、位置完全符合。病和尚入室，是蒲松龄40岁时对自己出生情境的描绘。古代作家喜欢把自己的出生蒙上一层神奇色彩，李白是母亲梦太白金星入怀而生，蒲松龄是父亲梦病和尚入室而生。他还解释：我如此不得志，如此困苦，很可能因为我前世是苦行僧。

苦行僧转世是蒲松龄在《聊斋自志》里杜撰的宿命故事。他一生确实相当苦，可以说三苦并存：生活很贫苦；科举失利很痛苦；创作《聊斋志异》很艰苦。他的苦是和国家苦、民族难联系在一起的。蒲松龄，这位字留仙，又字剑臣，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的世界级大作家，始终是下层百姓的一员。

蒲松龄的父亲蒲槃本来是读书人，因为屡考不中，弃儒经商，成为小康之家。蒲松龄青年时代在父亲羽翼下安心读书，跟朋友张笃庆、李希梅、王鹿瞻组成“郢中诗社”，孝妇河泛舟，大明湖游览，青云寺读书。但好日子没过多久，25岁时，他分家了。蒲松龄的两个哥哥是秀才，两个嫂嫂却是泼妇，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整天闹得鸡犬不宁。蒲松龄后来能写出那么多精彩的泼妇形象，就因为他日常生活耳濡目染。家里闹得实在不像话，蒲松龄的父亲说：“此乌可居耶？”只好给四个儿子分家。家分得很不公平，好房子好地都给哥哥分走，蒲松龄分了薄田20亩，农场老屋3间，破得连门都没有。蒲松龄找堂兄借了块门板，带着妻子、儿子搬进去。他分到240斤粮食，只够一家三口吃三个月。

为了养家糊口，蒲松龄开始了长达45年的私塾教师生涯。私塾教师是得不到功名的读书人谋生的出路，但寄人篱下的生活很辛酸。蒲松龄写的《闹馆》里的教师和为贵向雇主承诺：我虽然是来教书的，但刮风下雨我背孩子，放了学我挑土垫猪圈，来了客人我擦桌子端菜烧火。简直成全能仆人了。这当然有点儿夸张，但身份低微的农村私塾教师生活确实艰难，待遇不高，一年能拿八两银子就算不错。而维持一户庄稼人最低生活得20两，这是《红楼梦》里刘姥姥算的。

蒲松龄30多岁时，四个孩子陆续出生，父亲故去，老母在堂，他到了“家徒四壁妇愁贫”的地步，有时不得不卖文为活，替别人写文章挣几个钱，比如说写封婚书，写篇祭文，报酬不过是一斗米，或者一只鸡，两瓶低档的酒。蒲松龄最犯愁的就是怎样按时交税不让催税的人登门。当时官吏为了催税，搞柳泉先生行吟图方成画所谓“敲比”，就是把欠税人拖到公堂上打板子，有时活活打死。蒲松龄为了交税，要卖掉缸底的存粮，卖掉妻子织的布，甚至卖掉耕牛。他抱怨土地：怎么谷穗不直接长银子？蒲松龄多次写自己的贫困。有首诗写他看到市上卖青鱼，很想吃，但是没钱，只好“安分忘馋嚼”。青鱼很便宜，是属于平民阶层消费的，但是蒲松龄吃不起。他的《日中饭》写全家没有干粮吃，煮了锅麦粥，几个儿子抢起来，大儿子先把勺子抢到手里，到锅底捞稠的；二儿子拿着碗叫着吵着跟哥哥抢；三儿子刚会走路，翻盆倒碗像饿鹰；小女儿站在一边可怜巴巴看着父亲。蒲松龄有首词《甲寅辞灶作》，写“到手金钱，如火燎毛”，一烘而尽，除夕祭灶，连肉都没有，他恳请灶王爷不要因为祭神不丰到天上说坏话，风趣地说：灶王爷看不过去，就请上帝赐给万钟粟、万两金，一家老小活得光鲜，祭神也有钱，岂不两相便宜？他的《除日祭穷神文》说：“穷神，穷神，我与你有何亲，兴腾腾的门儿你不去寻，偏把我的门儿进？……我就是你贴身的家丁，护驾的将军，也该放假宽限施恩。你为何步步把我跟，时时不离身，鳔粘胶合，却像个缠热了的情人？”

“苦行僧”蒲松龄（2）

在古代大作家里，蒲松龄的平民特点很突出，贫困使他和下层百姓同命运，共呼吸，使他对吏治黑暗有深刻认识。

“文穷而后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康熙十八年（1679）春天，蒲松龄40岁那年，《聊斋志异》初步成书，蒲松龄写了《聊斋自志》叙述创作过程。

《聊斋志异》初步成书这一年，蒲松龄到王村西铺毕家坐馆，设帐于绰然堂。东家毕际有是知州，蒲松龄尊称“刺史”，毕际有的父亲毕自严是明代尚书，也叫“白阳尚书”，毕家号称“三世一品，四士同朝”。毕家甲第如云，家里有专门供尚书大人晾官服的“振衣阁”，有藏书丰富的“万卷楼”，还有个占地三亩、花木繁盛的石隐园。毕际有和地方大员、世家大族都联络有亲。蒲松龄教书之余，还要代毕际有应酬贺吊，接待宾客，代写信札，但宾主融洽，待遇也较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