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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已经身在机场，当日接近午夜时分，我已到了马尼拉，租了一辆车，直驱那家精神病院。

二、疯子的游戏

精神病院和若干年前，我送郑保云进来的时候一模一样，草木繁茂，门前的一大簇芭蕉树，随风摇曳。我在医院门口，向传达室道明了来意，立时被请到会客室，不一会，费勒医生便急匆匆走了进来。出乎意料之外的年轻，看起来不过二十五、六岁左右，多半是才从医学院出来的。

费勒和我热烈握手，又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用力摇著我的手，十分热情地道：“卫先生，我听说过你许多事，尤其是有关精神病医生的那个故事。”

我自己一时之间，反倒想不起哪个故事是和精神病医生有关，而费勒这年轻人，看来性子很急，讲话有点有头无尾，这样说了一句之后，立时又抛开，说第二个话题：“郑先生知道你会来看他，十分高兴。”

这是我关心的事，我忙问：“他的情形怎样？”

费勒苦笑了一下：“做为精神病医生，我甚至难以下断语，所以也极希望听你的意见。”

他的话，比在电话中更加难以捉摸，我心中疑惑，心想还是不要多问，见了郑保云再说，所以我作了一个手势：“还等甚么，这就去看他吧。”

费勒点著头，带著我，却走出了医院的主要建筑物，走向花园去，我奇怪道：“郑先生他 ”

费勒解释著：“郑先生是豪富，他的家人特地为他造了一座十分精致的屋子，派了许多人来听他使唤，不过一直以来，他甚么知觉也没有，自然不懂得甚么享受，只是近一个月来才有些不同。”

我问了一句：“他清醒了？”

我曾是郑家庞大财产的处理人，我和郑老太商量过，拨出了一笔为数极巨的现金，委托律师事务所处理，全是归郑保云使用的，如果他已清醒了话，那正好可以用这笔钱夹改善处境。

费勒对于我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却没有法子直接回答，只是叹了一声。

我倒也不以为怪，因为一个精神病患者，很可能情况转变，介乎清醒与不清醒之间，很难界定，郑保云多半是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