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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敦结友谊上应尽之天职，为此剀切布告，希望中国无论何项官民，辅助本领事等遵守，达其目的，则本领事幸甚，中国幸甚。谨此布告。

西历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八日⑦

布告发出了，日本政府却违背“严守中立”的承诺，于当年12月23日授意日商泰平组合的北京大仓洋行与清廷秘密签订供应军火的契约，总计达273万日元。

这不是孤立的行动。背后掩藏着的是日本政府分裂中国的一个外交陷井。

二、民国综合症：党争、内战与割据（2）

就在各国领事签署中立布告十天之后的10月28日，日本驻清公使伊集院彦吉便向外相内田康哉发一电报，在分析中国形势时，赤裸裸暴露了日本人的不良图谋：

以武昌为根据地的革命军军政基础，看来业已稍稍稳定，并非言之过早。……正好用此一形势，可使在中清和南清至少兴起两个独立国家，而且应使在北清方面的朝廷，继续统治下去……本使认为，要北清一角保全清朝，使永远与汉人对峙，就我帝国而言，实为得策。谨当本此认识，与其庙堂（清廷）内部声息相通，密切联系，加强指导诱掖……⑧

至12月2日，该公使又向内田康哉发了第二封电报：

对革命党，自中清武昌，到南清广东给予援助，以防其气势挫折，借使不致产生与北清中央政府融和妥协之念，务必谋求使之永久对峙……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新内阁成立后之清政府究竟会持何种态度对待我国，仍是不得不存疑的问题。为谋于我有利，基于资以牵制袁内阁之策略，亦有对革命军援助武器之必要。⑨

相信这是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最真实、最准确的表述。节录于此，作一镜鉴，看一看民国时段的政党与领袖，到底谁能跳出日本人的诱导与掌控，真的为国请缨、为民请命！

第一轮较量下来，孙中山与袁世凯打了个平手。中华民国建立，共和制确立，孙中山当了临时政府第一任总统。而袁世凯促成清室逊位，承认民国，于是接任中华民国第二任总统。中国以统一的形态结束了大改制。日本人分裂中国的筹划落空。

但好景不长。接下来的专制反弹与纷繁党争，即将民国元年（1912）春天构建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之局打破。例证即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是国民党人的政治宣传表述。后被沿袭为一种流行的历史表述，至今神圣不可动摇。

静而思之，“二次革命”是中华民国建立后第一场内战，也是第一次由党派纷争而引发的地方政权对中央政权的挑战。

要不要发动这次“革命”，孙中山与黄兴意见不统一。孙中山力主速战，黄兴则认为南方武力不足以言战，如发难，必致“大局糜烂，不可收拾”。民国二年（1913）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起兵湖口，宣布江西独立讨袁，打响“二次革命”第一枪。其###袁世凯的檄文曰：

民国肇造以来，凡吾国民，莫不欲达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凯乘时窍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舆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心腹爪牙之把持。近复盛暑兴师，蹂躏各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⑩

7月15日，黄兴在南京誓师讨袁。同日，江苏宣布独立。此后，安徽、上海、福建、广东、湖南、重庆等地亦纷纷宣告“独立”，形成了七省对中央的局面。袁世凯面对“武力反袁”，给以“武力剿灭”。双方交战两个月，至9月12日熊克武讨袁军失败，“二次革命”宣告破产。孙中山、黄兴诸人早在8月上旬即已脱离“二次革命”的指挥岗位流亡日本了。

“二次革命”仅仅坚持了两个月，即草草煞尾。袁世凯与孙中山作了一次武装较量，袁胜孙败。

胜与败，都是暂时的。

而有意无意间，二人共同创造了一种中国式的政治较量模式：——最高权势者在依靠“共和”的保障体系获得权力后，迅即挣脱这一体系，将最高权力个人化、神圣化、绝对化、固定化，并置于不容任何人挑战的至尊位置，若遇挑战，立予血腥镇压；作为“共和”制度设计者的革命势力，在这一制度受到威胁时，亦弃“共和”于不顾，将“革命”神圣化，将党派利益国家化，将“政治对话”升格为“军事对决”。

演化的曲线十分清晰：宣誓效忠“共和”的民国总统袁世凯一变而为手握军刀的专制独裁者；缔造“共和”的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