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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兴亡”为基本参照，相信还有商讨的余地。历史事变既不能保证每一个“造反者”都将“造反”兑换成个人及家族幸福，又不能保证每一个“镇压者”都靠“镇压”实现权力及权力体系的永久安定。这正像矛与盾，不能两立，不能两全。太平天国与大清王朝，经过“造反”与“镇压”的一轮较量，灭者自灭，衰者自衰，何止是两败俱伤呢！这呼应了那个延续两千多年的改朝换代的诱惑，这也表现了中华民族在处理内部矛盾、构建社会平等上的简单化与非理性。一场内乱，绞杀了强梁，成全了英杰，而普遍的“尚武精神”则被割草机碾压一遍。如果进入时光遂道，重回六朝故都当一名天国战士或天京臣民，腥风血雨，感同身受，我相信任何人也不会重蹈迷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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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书生”立功，“民兵”救国

这是一个悖论性的题目。疆场立功，本是武将的事，济难救国，本是英豪的事。在此，我们推崇“书生”与“民兵”，且提高到为国立功的极限，确乎是有其名而又有其实的。

“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中，不少人为洪秀全们遗憾。他们设想太平军占领南京后全力北伐，便极有可能一扫淮北，再渡黄河，直捣幽燕，将满族统治者赶出长城，而宣告清朝亡而“天国”兴。可惜的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没有发扬不断革命的精神，到了金陵这六朝香粉之地便扑倒身子开始享受，坐失战机，导致失败。

“半力北伐”与“全力北伐”结果当然不一样。

但不论如何，太平天国皆无胜局可言。

这一判断，已经落在历史事实的后面，因而从理论的预见性上看，它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在历史的事变之后，特别指出这一点，其实是基于民心向背的分析。长话短说，即太平天国的北伐，是缺乏人民支持与人民响应的。有一个阶段性的比较：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队伍骤增，“破江华县，招得湖南道州、江华、永明之众，足有二万之数”；“后移师到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万众”。？輥？輵？訛　粗粗匡算，一入湖南，太平军便扩编十倍！由湖南入湖北，兵力又强，武昌东下时，太平军扬言已有五十万众。这大抵是太平天国的军民队伍总数。而北伐之战，部队越打越少。这对太平天国的全国性胜利，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民心障碍”。这话题，暂放下，许容后补。

与一些史学家的估计不同，吾辈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清王朝的“民心”未丧，“官心”未乱，所以国家权力尚能整合“民心”、“官心”，与少数造反的“民”摊牌较量一番。得民心转危为安，失民心中途垮台，这便是清王朝与太平天国的命运逆转。

先说说“书生”。

书生的理想，坚定而明确，即“读书做官”。说到“读书做官”，多数人归于科举制的诱惑。这只是“显因”，或一因。根子在中国的“文官政治”或“劳心者治人”。

在历史的发展中，“读书做官”是个进步，是社会文明的保障因素，是国家统一的理性条件。

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代，书生们借读书而入仕的追求，仍然是精神主旋律。

太平天国的缔造者洪秀全、冯云山都是“书生”。十年寒窗，读破了经书；州府应试，跑破了鞋底，都是为了“功名”。洪秀全很有些呆劲，从道光八年（1828）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十六年间，连续四次去广州参加科举考试，皆铩羽而归，一无所获。绝了功名之念后，洪秀全才弃儒教而投洋教，建起了“拜上帝会”的组织。先分庭抗礼，再扯旗造反，走到了“读书做官”的反面。

俗语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洪秀全连“秀才”也没考上，却起名“秀全”，居然称孤道寡，这似乎又显示了一些“书生”功利至上、无所操守的一面。

与“造反”的“书生”相对立的，是仍然怀抱家国忠诚的“书生”。这是“书生”中的大多数。你信你的“上帝”，我忠我的“皇帝”。在“皇帝”的旗帜下，“皇帝派”的“书生”大量集结。从“书生”的分化与相互较量的角度反观所谓“农民起义”，其实是有“野心”的“书生”与有“忠心”的“书生”在进行超出个人层次的比拼。“农民”云者，“群众”云者，皆为“书生”棋局中之红兵黑卒而已。

更进一层的反思是：在认可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宣传判定后，清醒的历史思维千万不要忘记“书生是较量的主角”。

在对太平天国的镇压中，“书生”是主角，是谋主，是儒将，是功臣，是英烈。在“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