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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当自知，何烦吾言！”昶曰：“尔何必如此作态，吾二人死当有公论。洋兵行破京师，尔父子断无生理，吾等待于地下可也。”临刑，皆神色不变。？輨？輴？訛

上引史料，不但留下了许、袁二人坦然就义的画面，而且提示了促成许、袁牺牲的朝廷内幕——这是一次假借帝王名义所策划的法外用刑。为首者，当然是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知情而参与者则有大学士徐桐、甘军首领提督董福祥、刑部尚书赵舒翘；具体操作者为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启秀、刑部侍郎徐承煜等。尤其是后二人，一人拟圣旨，一人监斩，必置许景澄、袁昶于死地而后快。

二、“五大臣”喋血菜市口（3）

也算是天道循环，一还一报，总之，被袁昶说准了。启秀与徐承煜二人，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双双被日本人捉拿，关押于顺天府署的日军屯驻地。辛丑（1901）正月，由大清皇帝诏命正法。

奕劻等传诏旨至，日军官置酒饯之，酒次，传中国正法之旨。承煜色变，极呼冤，詈洋人不已。启秀曰：“即此已邀圣恩矣。吾深悔从前之谬误，今已矣，愿贵国助吾中华光复旧物也。”次日，刑部派员提之，日军官曰：“徐侍郎顽钝如故，启尚书心地明白，惜其悟之太晚。二者皆贵国大官，已代备舆送之矣。”至刑部，衣冠至菜市口，启秀下舆小立，气度犹从容，监斩官出席礼之。承煜已昏不知人。西人集视者咸拍照毕，并就戮哉。？輨？輵？訛

启秀知悔，让人心生一丝怜悯。而徐承煜作为刑部的“二把手”，先后“监斩”了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立山五大臣，当时意殊自得。仅仅过了半年，在同一个刑场，他血染黄尘，至死不悟，也是一种类型。史家称端王载漪、刚毅、徐桐（徐承煜之父）等为“顽固派”。徐承煜的“死相”，颇能体现几分“顽固”的特色。

“顽固”者的思想焦点，即“仇洋排外”。

前文已经交代，慈禧仇洋，是因为洋人支持了戊戌变法并掩护了变法首领。端王载漪仇洋，是因为洋人的驻华公使没有给他儿子——大阿哥溥儁以外交承认。刚毅、徐桐、载勋、载澜、崇绮、赵舒翘、启秀、毓贤等人仇洋，则是立足于“后党”立场、坚持否定戊戌变法的思想延伸。就大趋势而言，这伙人的“仇洋”，与“爱国”、“反帝”、“反侵略”的意旨丝毫无关，若定性，也只能是“戊戌变法”的反动。由此互证义和团的“灭洋”因为是被这些人的“仇洋”所引爆，而不可避免地有了狭隘、保守、泄愤的色彩。

“仇洋”者发现了“灭洋”者，这就像淘金者发现了金矿、落水者发现了救生筏、复仇者发现了职业杀手、点火者发现了燧石与干柴……

一拍即合，交易成了。

从毓贤在山东省的由“剿”转“抚”，到裕禄在直隶省由“抚”转“荐”，义和团在直隶大地迅速壮大，终于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中旬占领涞水后，即于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攻占涿州。

涿州距北京仅仅五十公里，徒步而进，即一日行程。义和团很乖巧，他们在涿州城四门城楼上各插了一面大旗，上书“扶清灭洋”四字。

“灭洋”者求上门来了，认不认？收不收？

慈禧太后还算慎重。五月九日（6月5日），她派刑部尚书赵舒翘偕顺天知府何乃莹驰往涿州，“名为宣旨解散，实隐察其情势也。舒翘见其皆市井无赖、乞丐穷民，殊不足用。回京揣太后意向之，不以实对”。　赵舒翘不说实话，还有另一重原因。即赵与何二人离京后，五月十日（6月6日）军机大臣刚毅“虑舒翘或戾己意，自请继往”。刚毅赶到时，赵舒翘正碰到一个难题，即义和团首领不愿就地解散，若让解散，除非答应一个条件：先撤了直隶提督、武卫前军统领聂士成的职。赵舒翘还算清醒，他正告义和团首领：“军门（聂士成）办事认真，且其罪尚不至斥革，况宿将无多，正资倚畀，岂可遽言斥退？”？輨？輷？訛　何乃莹亦以赵说为是。总之，二人都未答应义和团的要求。刚毅至，“力言拳民可恃，聂不可用，反复讨论，坚持己见”。最后则向义和团首领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先退聂军，再作计议。

聂士成部阻止义和团破坏铁路，是受了直隶总督裕禄及朝廷之命，故有在黄村、落垡两地与义和团的冲突。义和团的乌合之众，哪儿是聂士成的对手。两者相遇，义和团一触即溃，死伤不少。刚毅允以聂军撤退，等于给义和团让开一条大道。因而，慈禧太后“解散”义和团的圣谕，被刚毅偷换了主题。回京怎么复命呢？刚毅有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