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第2/4 页)

事馆虽然不在城中，但领事们“常得与道府以下官相见”；福州呢，洋人在“城中乌石山顶建洋楼，大府弗能禁，且与行相见礼”。⑦　由此可证，“五口”中仅广州“一口”实行“闭城制”。“四口”准入，“一口”禁入，这也叫“一国两制”。广州的“闭城制”一是证明广州人仇洋排外，一是证明徐、叶二人做了落后绅民的“尾巴”，没有担当起封疆大吏对民众应尽的引导之责。或者说，广州人的仇洋排外就是徐、叶之辈鼓励或导演的好戏。

最权威的证据还是道光皇帝的密诏：“许暂入城一次，以践前言，不得习以为常。”⑧连皇帝都让“践言”，可见确实有“约”在前，有“言”在先，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是落实承诺的“国家政策”。接到该密诏，徐氏上疏抗辩：“入城万万不可行。”叶名琛，当时与徐广缙同声同气，自然力主关闭城门，停止贸易，以制英人。事实是：他们过头了！

因为英人准备不足，暂时放弃了入城之请，徐广缙、叶名琛大大地牛气了一回。这一次，叶氏积累了一条错误的外交经验。多年后，这经验害了他本人，误了大清国。而在当时，他还满心窃喜，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呢。

名扬南疆，叶名琛走向辉煌的明天。

道光三十年（1850），平英德土匪，叶氏被优叙。

咸丰元年（1851），歼罗镜会匪吴三，叶氏加太子少保。

咸丰二年（1852）徐广缙督师广西，叶氏接办罗镜剿捕事宜，是年秋，斩魁首凌十八，叶氏加总督衔，署两广总督。

咸丰三年（1853）初春，徐广缙革职，叶名琛实授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正式地担起了清王朝的外交大任。

说“内治”，叶名琛不笨，还算“内行”，因为太平天国背景下的广东匪患，都是由叶氏主持剿灭的。说“外交”，他是一窍不通。虽然因为治乱之绩他在咸丰五年（1855）于两广总督外又拜“协办大学士”，在咸丰六年（1856）再拜“体仁阁大学士”，但“木强”之性，有增无减，“自负”之态，凌压百僚。这样的人负责外交，必然因“愚”误事，因“愎”侵人，因小失大，败乱全局。

咸丰四年（1854）考验来了。春天，包令（J？Bowring）接替文翰（S？G？Bonham）出任英国驻华公使，受本国政府训令，于4月25日照会叶名琛，指出到当年8月29日，《南京条约》期满十二年，英国有“修约”之权。所谓“修约”，即修订1842年中英双方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和1843年签订的《中英虎门条约》及其相关附件。英国人认为，他们提“修约”有其外交的、约法惯例的合理性。

援例有二：

一是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第三十四款，约定：“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变更；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⑨

二是1843年的《中英虎门条约》第八款，约定：“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设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⑩

陈述道理时，应从第二例说起。既然大皇帝恩施各国，一律平允，那么美国人十二年后修约的权力，英国也该享有。《中英南京条约》签于1842年，到1854年适值十二年，故聪明的英国佬倒比美国人捷足先登了。

清王朝对此毫无准备。英国人1842年签约退兵以后，清政府天真地认为一切麻烦都结束了，所以他们把《中英南京条约》叫做“万年和约”。如今刚过十年，洋人又找上门，这让年轻的咸丰皇帝不胜其烦，至于原来的条约上有什么变更性的义务，他想也不愿想。皇帝如此，大臣更如此。叶名琛有闭门不纳、坐享胜利的成功经验，所以与包令玩起了泡蘑菇游戏。

对“修约”一节，叶名琛缄默不语，但针对包令欲入总督衙署会谈事，他则在复函中提出反建议，改在城外仁信栈。改城外，还是拒其“入城”。叶氏认为，只要不让英人“入城”，就是赢了。

再次照会，仍无结果，包令决定海道北上，绕过叶名琛，寻找新的谈判对象。1854年6月，包令抵上海，与美国公使一起向江苏官员照会“修约”事。江苏官员将问题上奏朝廷，而咸丰帝在接到叶名琛大包大揽的奏折后，相信他能“驾驭得当”，所以下旨江苏，让英、美公使南下，在广州与叶名琛商谈一切。

是年8月，英、美、法三国公使会晤香港，他们凭着与叶名琛打交道的经验，知道他一难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