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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善（1820—1900），满洲正白旗人，由翰林院学士，累官内务府正大臣，于光绪二十年（1894）退职家居。因居高官，又与慈禧家有戚谊，故知朝中事最详。慈禧出逃前事，景善闻于文年，文年为朝臣，知事颇确。上述事件记下的当日晚上，景善为其子恩珠所杀，日记至此辍笔。最后一句话是：“奴仆星散，至无人为予治晚餐。”覆巢之下，已无完卵。

作为最后应召三军机之一的王文韶，也有对慈禧出逃的记载：

我于上日即二十日，共召见五次。至亥刻见面，仅刚、赵两人。太后云：“只剩尔等三人在此，其余皆各自回家去，丢我母子二人不管。尔三人务须随驾同行。”并谕我：“汝年纪太大，尚要汝吃此辛苦，我心不安，汝可随后赶来。赵、刚素能骑马，必须随驾同行。”我复奏云：“臣必赶来。”皇上亦云，汝务必要来云云。至夜半，犹说不即走。岂知天甫微明，两宫已仓猝出宫，狼狈凄惨情形，不堪言状。

王文韶于二十一日入城，因后门、东华门关闭，不能回宅，故借宿一夜，于二十二日寅时步行出西直门，行七十里，至贯市住夜。二十三日行四十五里，至居庸关住宿。二十四日至怀来县城，赶上了慈禧的大队人马。追叙王文韶的行程，目的在于重现历史真实。王文韶毕竟是慈禧出逃前参与议事的三大臣之一。另二人刚毅与赵舒翘，一病死于西狩途中的侯马镇，一被赐死于西安，因而没有留下关于慈禧西狩的任何记录。王文韶的记录，变得弥足珍贵。

嘲笑慈禧是没有意义的。但老太太怕人嘲笑，或风闻某些传闻于她皇太后的面子有损，也曾特于辟谣：

三、天网恢恢“罪”与“罚”（2）

端王和澜公劝我马上就走。他们还建议我伪装成别人出去，这叫我很生气，就拒绝了他们。回銮以后，有人告诉我：外面传说我离宫的时候，穿了宫中一个老妈子的衣服，坐了一辆破骡车，而那老妈子则穿了我的衣服，坐在我的轿子里。我奇怪是谁编了这些故事。

与上面所引资料相比，慈禧向德龄揭示的流言，固然有“编”的成份，但老太太分明在遮掩当日出逃的狼狈。既然承认了“逃”，忙忙如丧家之犬、匆匆似漏网之鱼，都是常态与常规，讳亦无用。

女人，自以为是的女人，权欲膨胀的女人，原来也都跳不出虚荣。国都误了，家都破了，不作丝毫检点，反而在一件老妈子的衣服上絮叨自辩，足见人无出息，国无出路。

当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逃出北京时，数月前、数日前还高喊“扶清”的义和团，在糟害大清之后，小胆的散了，逃了，大胆的正在城中、宫中大肆抢掠。我们仍然引用德龄的回忆：“她（指慈禧太后）所不能带走的大批东西，后来都统统被掠空了，先抢的是拳民，其次就是洋兵。”　德龄的回忆之所以可信，主要是因为她的资料大多来于庚子之变的目击证人。

在慈禧一行出逃的前一天，即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8月14日）早晨，八国联军已经从东直门（俄军）、朝阳门（日军）、东便门（美军）、广渠门（英军）多路突破，打入北京城。入侵者的首要使命是解救使馆区，所以各路军队入城后，即迅速向东交民巷集结。最先是英国军队于当天上午抵达使馆区，接着在下午四时半、五时半美国、俄国、法国的将领也带兵进入使馆区。就在联军大部队相继进入北京外城、内城的时候，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还在紫禁城内召开最后的御前军机会议。

我们不妨提出一种假想：入侵者如果以灭亡中国为目的，完全可以不先向使馆区挺进——使馆区的馆毁人亡正好给他们毁灭中国增加口实；改而包围紫禁城，则慈禧、光绪皆为臣虏。因为，经过联军的围城炮轰，不论野战军性质的武卫军，还是武警性质的御林军，都已经溃不成军，如鸟兽散。七月二十日这一天，皇太后、皇帝连私人保镖都跑光了！

不是敌人慈悲，要放老佛一马，实在是联军预设的战略目标里没有劫主灭国的任务。

能跑的，跑了。不能跑的，任人杀戮。

惹祸的，溜了。北京城的无辜百姓身被奇祸。

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实施着两大战术计划，一是杀人，二是劫财。

北京不设防！完全失去了军队保护的北京平民，面对全副武装的八国联军，自始至终，都只能用四个字加以概括：任人宰割。

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史学家终于又捡到了最典型的爱国主义教材。翻展这些充满爱国激情、充满反帝义愤的教材，真的让人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