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部分(第1/4 页)

如果只看外观，它高大雄壮地向整个建筑群中心的红星蔓延过去，不加掩饰地张扬着共产主义国家特有的威慑力量。但在内部，它却是过去一两个时代中北京年轻、时髦和优雅的生活的象征。当昔日的银盘子里盛装着乌黑的鱼子酱，在它尚未被修改的雪花顶下，曾萦绕着来自北方的哈恰图良。

在它的拱形门上方写着：1954，莫斯科餐厅。

餐厅坐落在酷似圣彼得堡海军总部大厦的苏联展览馆的西侧回廊上。1954年“苏联建设和成就展”期间，它为苏联专家提供伙食。展览结束后，莫斯科餐厅对外开放，赠送餐券，宗旨是“为中央服务，为政治服务，为宾客服务”。

俄罗斯特有的用面包发酵制成饮料葛瓦斯冒着气，被穿着布拉吉鱼贯而行的服务员端上餐桌，这是50年代的经典场景，也是莫斯科餐厅最绚的时光。毛泽东、周恩来和彭真等中共领导人都曾到过莫斯科餐厅。能有机会到莫斯科餐厅来的大多是有过留苏经历的知识分子。这里的水杯外面还套有一个银托，牛肉由精雕细琢的铜罐盛装，而黑鱼子酱四块多一份儿，只有一两二，却又咸又腥。有些人不懂得拿它抹面包，但宁可忍受着直接吃掉，也不愿失去礼仪和尊严。

那时大厅中那四根巨大的雕刻有各种花草动物形象的铜柱还是黄澄澄的，走出餐馆，立刻就可以到电影厅去看苏联电影，比如《蜻蜓姑娘》。

1965年，老莫的窗前暴雨将至。第二年红卫兵进了餐厅，上了桌子。类似的事件几次出现，老莫终于停业了。起司、鸡卷，都消失了。从1966年起，莫斯科餐厅的俄式菜厨师开始做烧茄子和京酱肉丝，为了接待串联红卫兵，厨房用铲车铲饭。

餐厅停业了一段时间。1968年莫斯科餐厅的重新开业成为一件让另一批年轻人冲动的盛事。文艺青年已经在崇拜梵高，暗中流传着聂鲁达，到处都是细细的潜流。“文革”期间猝然败落的家庭的子女不约而同地把老莫当作一个缅怀失去的世界的场所。这些年轻人聚集在老莫，把这里当作电影上看到的冬宫的映射，把青春身体中萌发的激情当作理想。后来超出北京范围、广为全国所知的老莫，事实上正是由这些年轻人“创造”出来的。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组1993年在老莫拍摄老莫，两场戏，拍摄了两个晚上，餐厅供应炒饭和红菜汤。在众多到老莫来拍摄的电影中，只有它使其真正地进入青春和历史的档案。

或许老莫本身就是典藏青春的会所。就像老莫保留的一张老照片，那是1957年11月，从喀什到北京读大学的阿伊明与朋友一起来到莫斯科餐厅，享受了红菜汤、罐闷牛肉和莫斯科烤鱼。餐后他们到电影厅看了场电影，是匈牙利的《2＋2=5》。最后他们拍了照片。对照这张照片，会发现一切与今天一样。北京展览馆的尖顶把红星举向天空，而在它西侧回廊上的，始终是一家共产主义的青春的餐馆。

100　四合燕子飞翔的所在

Outside　Courtyard Fly　Swallows

文徐淑卿

图陈小

就在前两年，繁殖力旺盛的星巴克，悄悄的在紫禁城的一个院落卖起咖啡来。庄严古典的紫禁城弥漫着洋人的咖啡香，像话吗？在舆论的口诛笔伐之下，星巴克与人为善，克己复礼的回到王府井，不再越筒子河一步。

为什么紫禁城不能卖咖啡？当你看到卖矿泉水的、卖胶卷、卖小点心的，星星点点散布在故宫四处，你可能会浮现这样的疑问。如果说咖啡是洋人的玩意儿，那小卖部里的“可口可乐”又怎么说呢？唉，这个问题太复杂，为了避免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说起，还不如实事求是，如果你真想来杯咖啡欣赏故宫久已远去的辉煌，其实有个远比在紫禁城忍受人来人往更好的去处，那就是位于东华门边，隔着筒子河与紫禁城比邻而居的“四合”。

“四合”开设于1997年，老板是华裔美籍律师李景汉。他买下四合院的一角，经过整修之后，一楼成了西餐厅，二楼则是可以吞云吐雾的雪茄房，地下室则是著名的“四合苑艺廊”。别小看这占地不广的艺廊，它帮许多中国艺术家办展览、印画册，还为他们在画廊的网站做宣传，使得这里成为中国艺术家被西方认识的重要管道。

如果说“四合苑艺廊”是中国艺术家走向世界的前哨站，那么“四合”整体来说，也像曼哈顿高级餐厅延伸到北京的一个据点。它以一个王朝才有的富堂皇为背景，让置身其中的尊贵客人能够以不可思议的距离，贴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