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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正行还不敢当，但要论去文物馆（那时还没改叫博物馆）买字画，想当年倒是常客。推算时间，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发生的事。那年头，本市一些土生土长的书画家们在国内书画界名气不大，部分早期作品更是少有人问津，只有文物馆的收藏家们愿意张罗他们的作品。说白了那不能算收藏，只能叫“搜罗”。改革开放后，港澳台每年有不少商人来此地投个资办个厂，或造个学校盖个医院什么的，所以，作为回礼，“土产”是不能不送的。这“土产”除一部分是吃的外，再就是书画家们的“手迹”了。一时间，这些“手迹”成了官方作为礼品送给国外友人或港澳台人士的最文雅的理想之物。那些年，余正行常和市里文化人打交道，难免认识一些政府机关附庸风雅之人士，知道文物馆敝帚自珍的书画只对外而不对内，于是，不时约上搞统战工作的朋友结伴前往，以赠送国外友人名义廉价选购了一些字画，梦想着有一天这些书画家们成就气候，自己好狠狠地赚它一笔。没想到，搞书画的人越来越多，就连半路出道的老头老太太也在老年大学里初出茅庐，拿出来的作品都可以以假乱真；最后只能草草出手，只留下心爱的几幅作为收藏：一幅是凌老先生的僧，一幅是何画家的虎，另一幅则是文物馆周老师的字。在他离婚的季节里，就随身卷了四处流浪过，再困难也不曾出手。在杭州期间，他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挂过，表明自己的文化层次要高出同行的小老板，并以此来广而告之，招揽生意。从杭州回来时，他将这些宝贝重新放回箱底，不是徐丽问起他，一时半会还真的想不到它，便说：“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现在已没那个雅兴，再说大多数不是送人就是贱卖了，就算有剩下的，也就两三幅而已，也想不起放哪里了——”他觉得一口否认或回绝都不是很妥当，便追问一句——“不知你要找什么内容的。”

徐丽想了想如实说道：“赵渊前两天请人到公司看风水，那风水先生叫他在办公室里挂两幅画和一幅字，画要一幅虎，一幅和尚或荷花，字要刚劲一点的，说是辟邪用。”

余正行没料着徐丽要找的画正是他所收藏的，着实纳闷，惊叹她的情报功夫能赶上间谍。让他心烦的是，真正要这些画的并非徐丽而是赵渊，并且要拿去辟邪，岂不是糟蹋东西？！便直截了当道：“我得声明一下，如果是你要，我这就给你找找看，赵渊要又另当别论。”徐丽早料到余正行会出这一招，幽幽道：“我知道你还在生他的气。”余正行立刻回应说：“我哪有资格生他的气，生自己气都来不及。”徐丽道：“不愿帮忙就算了，我也就顺便问问。”余正行马上说：“他赵渊不就是用它们辟邪么？那么讲究干啥，随便找个人现画几幅不就成了，何必叫你到市面上瞎撞。”徐丽道：“就是现画也得找认识人，我和赵渊没有这方面朋友啊！”余正行道：“赵老板那么有能耐，难道还找不到个会画画的？如果真的找不到，我建议他去老年大学书画班走走，说不定满墙上贴的都是他要的东西。”听余正行的口气，徐丽估计靠他已无指望，便不跟他浪费时间，问老年大学在哪里，实在没辙，只能到那里去探宝了。徐丽这一招让余正行有点措手不及，他明白着，赵渊要找什么东西，只有劳驾徐丽跑腿。余正行于心不忍，动了恻隐之心，说要是真找不到的话，不妨再打个电话过来。徐丽早把电话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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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5）

话尾巴中途没传过去，余正行心里很不是滋味，不过一想到箱底压着货，着实又有些兴奋，忍不住将字画取出来看。当初他买下这几幅字画，总共花了不到五百元钱，所以并不很当它一回事，现如今该增值不少，当然，要指望它发财是不可能的。他见字画完好无损，便关紧门窗，放心地出去吃午饭，仗着多喝了两口酒，又心血来潮去“红梦小发屋”，要小梅给他洗头。小梅看他来，惊慌得手足放不到位，连毛巾也围不好。余正行叫她慢慢来，不必慌张，小梅却说：“赵总，给你洗头就像做梦一样，叫我受宠若惊。”余正行奇怪小梅何以称他“赵总”，小梅说：“你不是给了我一张名片嘛，‘赵渊’两个字我还是认识的。”余正行突然控制不住笑，向小梅要来名片，上面果然写着“赵渊”，笑道：“这个混蛋的名片啥时候跑到我的名片夹里来的。”说罢随手往镜台前一丢，主动换了一张给小梅。小梅再看时也笑了，说：“你差点叫我出洋相，幸亏没有给你打电话。”小梅非常敬业，倒不因为她的客人是恩人。店主过来说，客人对小梅的评价不错，还叫“赵老板”多来捧场。

出了发屋，余正行顺路到市面上打听字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