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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这种依靠高尔文个人领导能力发展起来的流程制度化，还是可能的。在20世纪80年代，当凡尔纳·莫兰德还是美国现金出纳机公司的执行官时，他建议所有的公司都可以雇佣一个“公司傻瓜”并从中获益。就像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中的傻子一样，现代组织中的“傻瓜”是一个获准“通过玩笑或机智问答来挑战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经专家证明真实而不可变的事。”尽管公司中的这类异类不需要穿着小丑那样金光闪闪，挂满铃铛的衣服，但傻子将要承担“引发争议，不尊重权威，拒绝深入分析的压力　”（这是对当权者说真话的需要，就像贯穿莎士比亚悲剧以及历史剧的一个主题：哈姆雷特在上演他著名的戏中戏时，面对国王克劳迪斯和他丑恶的罪行时说，“我将在这出戏的内容中捕获国王的良知”）

在今天的组织中，谁最愿意扮演“傻瓜”的角色？

按照威廉·詹姆斯的观点，天才……基本等于从另类的角度理解事物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的顾问南希·里弗斯的建议很有先见之明：傻瓜的角色——也就是对当权者说真话的人——由女性扮演也许比男性更合乎常理，因为前者“一直旁观着从前的状态……女性还没有学会那些不恰当的原则，所以无须放弃什么……也许在今天，女性是说出那些十分重要但大不敬的话的合适人选。”20年后，继承了伟大的安提戈涅传统的女性——安然公司的沃特金斯，世通公司的库珀和FBI的罗利——因为她们有勇气对当权者说真话，而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在全球的政治范围内，因为在本国维护*勇敢的人们必须要面对放逐、监禁、暴力和死亡。在凯利·肯尼迪·科莫的书《对当权者说真话》中，足有三分之一这样勇敢的人是女性。

一般来说，女性在为自己所坚信的事挺身而出时，会展现出无畏的勇气。尽管我认为这种观点很容易引发争议，但在被*教堂褒奖过的人当中，女性殉道士的百分比似乎相当高。而且历史上充满了女性为家族的安全而牺牲的故事。

在对生物进化学发展的一次回顾中，罗宾？马兰兹？赫尼格描述了“哨兵”的角色：个别的鸟类、狐獴、以及其他一些动物中有一些为了保护族群安全，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扮演“瞭望者”的角色。赫尼说，一些人类也会扮演“类似哨兵的角色，比如说冒着失去工作、进监狱或者被警察痛打的危险，在权威面前挺身而出。”她提出的问题（但没有完全回答）是，作为一个“哨兵”，既然在活着传递基因方面没有太大的可能性，那么他们的进化优势是什么？也许答案是，人类的确有繁衍基因的生物性需要，但人类还有一种超越这种需要的道德责任感存在。

绝对权力的危险

尽管在商业世界里，现代“哨兵”们不会遭到生命威胁，但90年代专横的CEO们充满男子气概的行为创造了一种文化预判：商业领袖必须果断，强硬，负起责任；那些不是“团队成员”的人将被毫不犹豫的开除。想象一下，要对杰克·韦尔奇（通用电气前CEO），斯科特·麦尼利（Sun公司董事长兼CEO），安迪·葛洛夫（英特尔前执行官）或者拉里·埃利森（甲骨文公司CEO，译者注，上同）说他们不想听的话，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即使杰克·韦尔奇的仰慕者写的书里也说，偶尔有质疑者出现时，他表现的像个恶霸。在现实的例子中，那些持异议者据说被责骂，侮辱，毁谤：“一位前雇员说，韦尔奇在开会时表现的很有侵略性，让人不寒而栗。他几乎是在用自己的才智进行人身攻击——批判，贬低，嘲笑，羞辱对方。”通用的前执行官之一，曾因质疑老板而被韦尔奇当众斥责的人，对阿斯本研究所研讨会的一位会议主席承认说，韦尔奇盛怒之下的责骂之言“把我吓得屁滚尿流”。

承认自己的错误也许是唯一一件比告诉老板他错了更冒险的事。在坦白很严重的错误时，对当权者说真话特别具有威胁性。很多经理的确因为害怕被暴君领导惩罚而变得不愿冒险。为了让人们从这种极为有害的恐惧中解脱出来，珀西·巴尼维克在80年代担任ABB的CEO时，发布了这些“管理行为总则”：

很明显，行动（敢于冒险），做对的事，是第一等。

行动，做错事（在合理范围内，且有次数限制）是第二等。

不行动（而且错失机会）是唯一不可接受的行为。

律师，会计，顾问等就职于专业服务性公司的人，他们负责为商业领袖提供坦率的评估、警告以及客观的建议和忠告，他们在对当权者说真话时尤其要冒风险。这些专业人士十分清楚，赶走客户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