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2/4 页)

学：“如有疑问，列入机密。”因此到了1985年，共有1500万文件被列入机密，远远超过了卡特总统时期的数量。比尔·克林顿则是一位喜欢去机密化的总统，他开启了一个新纪元——“如有疑问，公*理。”在乔治·W·布什政府的统治下，机密化时代再次来临。2006年，2060万文件被列入机密，是克林顿时期机密文件数量（360万）的六倍还多。伍德认为，“先不考虑它对国家立法机关监管工作的影响，由于政府工作人员难以获得有用信息，过多的秘密便造成了行政部门日常工作的阻碍。”他指出，讽刺的是：这种遮遮掩掩的状态导致了事与愿违的结果——愈不让知道，愈有可能泄露。

另外关于透明，还有一个戏剧化的例子，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V。·海登将军在2007年决定：公开中情局所谓“传家珠宝”（Family　Jewels）的机密档案。这些资料是在1973年由威廉姆·E·科尔比局长列为机密的内部文件，涉及中情局最具争议的活动，包括企图暗杀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

看上去，海登选择了光明，因为他相信即使将最丑陋的真相公诸于众，最终也会给中情局带来帮助。《纽约时报》报道说：“海登说，对于中情局这样一个建立在机密基础上的组织来说，尽可能做到开放是很必要的，这样才能建立起公众的信任，同时驱散其运作过程中无处不在的神话——中情局告诉公众的越多，在大众中传播的错误信息就越无处立足。”

但是在大众或者私人领域，几乎没有领导像海登那样自愿的选择透明。近些年，安然公司的垮台以及其他和透明相关的丑闻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伤害，之后政府颁布了长期的改革措施。尽管仍有瑕疵，而且其本身也有一些难以预料的结果，但在萨班斯（Sarbanes…oxley）法案的帮助下，公司的治理会更加透明。但是仅靠立法并不能让组织开放和健康。只有这些组织内部的人以及领导组织的人有这个想法时才能做到。新规定能重新注入很多信任，而信任是必须的，但他们能做的也仅限于此了。一旦合谋的文化取代了坦率的文化，组织内部的人会围绕这些或新或旧的严苛规定找到对策。只有领导者清楚的表明，开放是有价值的而且有回报，坦率和透明才能得到推广。只有领导坚持的时候，才能实现开放。

2007年，当纽约健康和医疗协会的领导决定公布其下属11家医院有关死亡和感染率的信息时，承诺透明的领导人的影响显而易见。医院行业因为遮遮掩掩一贯没有好名声，它们制造了很多反对的声音，每年有130万病人在医院接受治疗，但是本可以避免的感染和继发死亡人数每年都在上升，他们希望可以减少这一人数。尽管如此，作为美国最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健康和医疗协会还是决定如实公布。这一先驱行为受到了纽约市长迈克尔·R·彭博的鼓励。他是透明的宣扬者，相信透明会鼓励合作并带来积极的改变。彭博市长发起了免费热线电话311，纽约市民可以直接说出他们关心的事情（迄今为止，拨打电话的人超过4900万）。

据《商业周刊》2007年介绍，311热线是一个自下而上透明化的例子，它让彭博既了解了纽约人的态度，也能判断出他们的问题。彭博没有私人办公室，他和助手们一起在一个“透明市政厅”工作，这个地方的会议室都有窗户，公众可以实实在在的监督政务的处理过程。

间或出现的告密者

组织内部最有破坏性的秘密，通常是那些带来伤害的事件——爆炸的油气罐，破裂的密封环，一些实行水刑——听上去轻松其实恐怖的刑法——的秘密监狱等等。此类令人尴尬甚至羞耻的秘密得以曝光，是透明化最完美也最难实现的情形。按以往的传统来看，这样的秘密因为告密者成为了公众的焦点。某个勇敢的人揭发出自己所在组织内部最深的秘密，同时也陷入了极大的危险中。（在第二章，詹姆斯·奥图将进一步研究告密者。）社会学家马隆·格兰泽研究了上百个政府和行业检举人后发现：揭发出组织错误行为的人，大部分都吃了苦头，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常见的情况是被疏远、降职、解雇或者遭到其他方式的惩罚。

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军士赛缪尔·J·普罗文斯揭发出，拘留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囚犯遭美军士兵虐待的事情。普罗文斯原本是美军情报部门的一名官员，由于无法刺激上级采取行动，他只好将一切公诸于众。他的坦率得到了意料之中的结果——普罗文斯被降职了，并且失去了机密许可，被派往德国。他说，在那儿，他被派去“拣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