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部分(第3/4 页)

6～1718、1737～1739、1788～1791）；同法国的九年战争（1689～1697）、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1～1713）；1740年以后针对普鲁士的长期战争（包括奥地利王位继承战及七年战争），以及十八世纪末反对波拿巴的同盟战争，等等。＇11＇这些有的是外线作战，有的则不是，如土耳其军队即曾兵临城下，包围帝国首都维也纳。

相比之下，中国却正处于一个“百年和平”之中。从康熙四十年代（即公元1680年代）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以来，内地几乎没有战争，乾隆朝“十全武功”，主要发生在边疆地区（包括西南等清人所谓“新疆”、“土司”之地）。

据研究，在欧洲各种专制君主之中，哈布斯堡王朝是最著名的。一方面，奥地利帝国在国际上经常站在“反革命”同盟一边，另一方面，在内政上它恰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这个国家并没有因刘松龄所拥有的“科学”而“现代化”，或实行政治变革。＇12＇

在奥地利皇帝治下的是一个民族大杂烩，其中800万臣民是德意志人，比这多一倍的是这种或那种斯拉夫人（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罗塞尼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还有500万匈牙利人，500万意大利人和200万罗马尼亚人。＇13＇确实，这样的政治，怎么就比中国好呢？＇14＇从某种角度说，这个“大清帝国”除了不信耶稣基督以外（它可有着多种的宗教信仰自由），在各个方面，可能并不多让于奥匈帝国。不但如此，就连整个欧洲文明，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康有为眼中，已是失望之极。＇15＇马戞尔尼带来那些“科学技术”及“坚船利炮”，就更不足道了。

乾隆初年，刘松龄对清政府真是充满了鄙夷。不过，他的看法逐渐也有所改变，也不再那么恨皇上了。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刘松龄说，不知该用什么话来赞美皇上的认真和思考能力。他说到做到。很想了解所有的事，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情况，不管是在打猎时还是在出访中。他做事情非常有条理，而且下边的人都愿意听他。中国人会发命令，也会听话。

在另一封信里，他赞美中国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有秩序的和平的帝国，不像欧洲人那么喜欢打仗。中国人这么喜欢和平，是不是因为欧洲的王国都是在战争中建立的，而中国是由于和平或自愿统一的？如果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全都听命于一个皇帝，而欧洲却有好几个国王？……【随文注=　Mitja　Saje：Zadnja　Dinastija　in　Izzivi　Sodobnosti（《中国近代史》）；参见高王凌：“刘松龄，最后的耶稣会士”，《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刘松龄研究之一）；美国人罗斯（E·A·Ross）1911年出版的《变化中的中国人》（中译本，中华书局，2006，页157）中写道：“没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一样，并不依靠警察和士兵来维持和平”。】在这中间，刘松龄还引述了孟子关于“定于一”的话。＇16＇

一场重要的争论，——中国是不是“专制主义”？——就在这时发生在国际汉学的重镇法国。它也许是在历史上首次提出这一问题，其中部分原因则来自来华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牵涉到孟德斯鸠（Montesquieu）、伏尔泰（Voltaire）、魁奈（Quesnay）等西方哲人。他们所依据的，主要就是杜赫德（Du　Halde）搜集耶稣会士报告撰写的《中华帝国志》（1735）。据此魁奈提出，世界上有两种专制主义，一种是合法的，另一种是随心所欲的。中国可能是专制主义的，假如人们想这样说的话，但它是合乎法律的而不是任意的。因为“中国政府的体制是以一种不可置疑的和占绝对优势的方式建立在自然法则之上的”。他抱怨他的对手们偏见太深。与之不同，孟德斯鸠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政府形式：共和制、君主制和独裁制。他把中国归入独裁制范畴（尽管他承认那里人民无限幸福）。相反，伏尔泰赞扬中国的政府。他认为实质上中国不是专制主义国家，而是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之上的绝对君权制的国家。“这个大帝国的法律与安宁是以最自然最神圣权利为基础的：孩子尊敬老人”。在所谓专制政府那里，君主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随意剥夺公民的财产与生命。但在中华帝国，情况并不是这样。伏尔泰甚至赞扬与他同时的乾隆皇帝，还打算跟他通信。＇17＇

但是，当时所有人都没有料到，包括耶稣会士报告影响在内的“反专制”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