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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错，这里唯一的问题是：这些歌难道正如泰戈尔所坚持的那样，都须用散文诗或散文来写吗？用散文来写歌，这个美好而难以实现的事却被泰戈尔实现了，而且并非是在他的鼎盛期实现的②。在第24首散文诗中，他用瀑布的形象来表达他的胸臆，他说他的诗歌像百折不挠的瀑布，时宽时窄；事实上，他的诗歌与其说是瀑布，还不如说是蜿蜒曲折的溪流。在第25首散文诗中，他发现他所有早期的作品都是高高在上的、贵族式的，它们像皇宫闺房里的庭园（泰戈尔语），幽幽深深，普通人民难以观赏；在高高的宫墙外面，耸立着一棵魁伟的桉树和几株金篮树，它们在晴空下欢欣鼓舞；他发现了其中的意蕴，并且决定把“温室和花盆里的诗歌”移植到他所谓的田野上，那儿它便能在韵律的森林里舒展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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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种倾向贯穿在全部散文诗中，直到最后。

②菩达迪瓦·波斯对泰戈尔的散文诗极为赞赏，在这一点上他远远超过了其他的批评家，他称“散文之歌”是泰戈尔创造性才能的又一表现。

然而，虽然诗人作出种种辩护，虽然他决定移植诗歌，但他好像难以把握自己，诗人的整个尝试，正因为这种举棋不定而受到损害，最终偃旗息鼓。这些带有情绪性和目的性的纷乱的辩护词，以及诗人对新的手法的热衷都是些表面现象，问题的实质在于诗歌的艺术内容正在发生变化；一个新的目的不时地表露出来，可是，诗人的辩护性倾向却模糊了诗歌以及这种变化的实质，诗人没有必要对自己的变化作出逻辑上的关注。总之，诗歌没有必要与逻辑上的陈述发生关系。通常，变化是悄然而至的，或者说是诗歌自身发展的一个部分。用诗进行辩论——这种次等的哲理诗，并非是泰戈尔所擅长的。诗人引入了这种人为的逻辑，其结果仅仅是孕育出了几首不能令人信服的诗作。当泰戈尔忘记为自己进行辩护时，他为自己的辩护才是最雄辩的。

人们感到泰戈尔是在一个相当疲倦的时期采用了散文诗这种形式，在这个时期，他的灵感日趋枯竭；而且在新的经验或观念的压力下，他还来不及找到一种更为合适的表达方法。然而，泰戈尔并没有竭尽全力使散文诗的形式臻于完善，诗人让许多杂乱的东西进入了诗歌之中。我们还记得在前面所引用的斯里库马·巴奈奇（SrikumarBanerji）博士的观点，他认为在这时期的作品中，泰戈尔似乎不怎么关心把素材放到适当的形式之中。（《边沿集》极其尖锐而且成功地讽刺了所有关于散文诗的喧闹！）泰戈尔，以及其他所有的人所提出的倡导散文的论点，听起来都是支离破碎的。泰戈尔的热情的评论者们，在泰戈尔对散文诗的热情中洞见了衰弱的症状，这并非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这些散文诗也圆满地完成了某些目的，比如，它们使得泰戈尔对自己的作品作出了杰出的评论，这种做法对他来说可是第一次。至少，这些散文诗表示了诗人对自己的早期手法日益不满。这种新的手法，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其他方法不可能企及的“静物”作品，这些作品具有既亲切又超然的风味。正是由于他对散文的执着，才使得他竭力去维护散文。泰戈尔前所未有地意识到，他过去的艺术并非属于人民，现在他希望唱出人民那悲伤而无语的曲子，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才以为散文是唯一的出路——诗人的错误也正在这里。泰戈尔对口语的利用是令人惊讶的，但是，他利用的口语是经过多年的文化沉淀而来的口语，其精深微妙是穷人们难以理解的，虽然他眼下希望成为穷人们的喉舌。他还大胆地从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中吸取养分，比如鲍勒人①的艺术传统。然而泰戈尔对这些传统的吸收似乎都是法乎其上的。就使用左派的措词而言，泰戈尔也没有“贬低”自己。虽然他自己不断追求，但他还是不可能变得普通起来，不可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诗人或者无产阶级诗人。他的言语和情感与他们不一样，这也许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他他们那样生活过。有些局限，最好还是接受，而不该与之搏斗。从许多方面来说，泰戈尔的散文诗其实是一条死胡同，后来他从这条胡同中出来了。散文诗的尝试以希望开始，以叹息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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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非象牙海岸地区的一个民族，以木刻艺术著称。——译者注。

无可否认，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种诗歌比诗人以前的作品要朴实得多。然而，我们可以料想，这是一种艰难的朴实，这是一种极其精美的朴实；现在，这种朴实甚至干脆否定了韵文的“镣铐”，这种诗看上去不像诗歌（它也不在乎）。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