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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谁会可怜杨过孤儿断臂之苦，又谁怜小龙女非错而失贞之哀？

小说的情节越是具有张力，人性的善良以及挣扎在善恶间、正邪间、成败间的可歌可泣越发可以显现出来。就像用聚光镜集中阳光的力量，足以造成焚烧。

事实上，悲剧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天天都在发生，战争、仇杀、流血、死亡、天灾、人祸、饥口、干旱，这些活生生的事件，其残酷性远远超过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只是凭借这些强烈的情节去表现出在生前死后，成败荣辱间的人性。所以，成功的武侠小说，根本不会使人感觉到表面化和夸张，反而让人觉得非常深刻与真实。“武侠，只是手段；人性，是小说表现的重心，才是永恒不变的。”也武侠小说作家的温瑞安如是说。

金庸也认为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应是过分的离奇和巧合。他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夸张神化，人的性格总应当是真实的。

杨过与小龙女一离一合，其事甚奇，似乎归于天意和巧合，其实却应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两人若非钟情如此之深，决不会一一跃入谷中；小龙女若非天性淡泊，决难在谷底长时间独居；杨过如不是至情至性，也定然不会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当然，倘若谷底并非水潭而系山石，则两人跃下去后粉身碎骨，终于还是同穴而葬。世事巧合变幻，窍通成败，虽有关机缘气运，自有幸与不幸之别，但归根到底，总是由各人本来的性格而定。

性格就是命运。

世事纷纭，人总在面临各式各样的选择，选择也可能是出于误会，但误会是对是错呢？即使人能把握自己的选择，又能否肯定那选择就是正确的呢？选择真能归本于命运吗？或者说命运还是掌握在人自己的手里呢？

金庸是一个很强调东方色彩下的传统理念的中国文人，在他的笔下，传统文化、民族性格再次表现出能够包容一切，消解一切的恢宏，表现出难以抵御的魔力。他很清楚地知道他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悠久的文化存在。它们早已存在于他脚下的大地，它们决定着中国文人的生存方式，决定着文人对待家国的态度。任何人，意识到也好，意识不到也好，谁也无法让自己完全摆脱它的制约，而只能在一个巨大影子的笼罩下生存和发展。

那是一片浩渺的大海，那是无边无际的时间与空间，一切都将被汇入其中，一切都将被卷入其中无声无息地消解。

所以，当年的读者实在不应对杨过的性格耿耿于怀。

人世，这才是几乎所有中国文人最为根本的需求，他们以文学、以艺术、以不同的手段，一点点地表现着自己，一点点地发挥着自己，并由此获得一种内心的充实，或者人生价值的体现。中国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纯哲学，顶多是半哲学，半宗教的，是教育人应该做什么的伦理哲学。因此，金庸是不会让杨过自行其是地反叛到底的，他总会在某一个程度上，把他纳入一定的道德轨道。

先是郭靖把他“押”上终南山学艺，后是他帮助郭靖在保卫襄阳一役中建立旷世奇功。

让我们来听听这一段“风陵夜话”：

“这位大侠行侠仗义，好打抱不平，可是从来不肯说自己的姓名。江湖上朋友见他和一头怪鸟形影不离，便封他一个外号，叫作‘神雕大侠’。他说‘大侠’两字决不敢当，旁人只好叫他‘神雕侠’。其实凭他的所作所为，称一声‘大侠’又有什么当不起呢？他要是当不起，谁还当得起呢？”

“那位神雕大侠为了救王将军之命，从江西赶到临安，四日四夜，目不交睫，没睡上半个时辰。他和王将军素不相识，只是怜他尽忠报国，又被奸臣陷害，便这等奋不顾身的甘冒大险，为王将军伸冤存孤，你说该不该称他一声大侠呢？”

好了，杨过不仅走上了正途，而且还成了大侠。生命本质的思考，死亡本质的忧虑，很难完全取代他对现实的介入，对生活的拥抱。只不过金庸把他的人世的强烈愿望和某种生活态度，以一种更为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以求获得更强烈的艺术效果罢了。

当然，陈墨也提醒我们：郭靖这位侠与杨过这位侠是有明显的，甚至是本质的不同的。

郭靖是儒家大侠，为国为民，牺牲自己。

杨过是道家大侠，至情至性，实现自我。

郭靖最后仍为襄阳之守而殉难，死而后已。

杨过则在华山之巅与众人告别，归隐林泉。重要的不是儒和道的差异，而是神和人的区别。

郭靖是一个理想人格的典范，有如天神。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