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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更加困难了，我们那些还没有暴露的留在‘86’的斗争骨干担子更重了…”

第八章　“刑事罪犯”

成了“刑事罪犯”

1951年10月9日晚，我们被押送到巨济岛64野战医院，美军医生和人民军战俘医生给被打伤的战友做了简单的包扎治疗。除了两位已不能行动的重伤战友被留下观察外，其余的人当天深夜又被押上囚车送到美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里有兵营，有办公用铁皮房子和几个互相隔离开的关押犯人的小铁丝网，它们坐落在一处较平坦的山沟里，在关押我们的小铁丝网里只有两个帐篷。

第二天清晨，我看见对面约50米远的小铁丝网内走动着一些戴人民军帽子的朝鲜同志。我挥手向他们示意。他们惊讶地看着我，然后用朝鲜话喊：“你们是中国同志么？怎么也成了‘刑事罪犯’，关到这里来了？”

我能听懂但说不好朝语，只能生涩地回答：“我们打了叛徒！叛徒大大的坏！”

这时戴白盔的值岗宪兵过来大吼：“混蛋，闭上你的嘴！”

我还是喊了句：“金日成将军万岁！”在我进帐篷时听到对面喊了句：“毛泽东万岁！”

早饭前，又一辆囚车停在拘留所前面。我们都拥向铁丝网，押下来的果然都是“86”的战友，有20多人，是昨晚我们被押走后又陆续被抓起来的斗争骨于，其中有四大队副大队长曹明和时占魁等领导人。

看见他们也是遍身伤痕，大家又禁不住义愤填膺，特别是他们带来了王少奇同志被叛徒毒打致死的消息，不少人哭出了声。昨天晚上，王少奇烈士第一个冲进团警备队。打了周演达。他是为了捍卫祖国荣誉而英勇牺牲的！

上午，一位宪兵进来问：“谁是张翻译？跟我出来！”大家怕我被单独送回“86”，也不愿我离开他们而去。我在战友们担心的目光下跟他走进办公室，见桌子后面坐着一位黄皮肤蓝眼睛的美军中尉。他示意我坐下，自我介绍说：“我是C。I。D。（美军刑事审讯科）的审查官，负责调查这次流血事件，根据史密斯上尉介绍，你可以为我担任翻译，请你协助我。”

我松了口气问：“您准备如何进行这次调查？”

“让我们先从受伤最重的人开始吧！请领他们逐个地来回答我的问题。”

我立即回去和时占魁、曹明商量，决定安排一个顺序，先找表达能力强的同志去，召集大家简单讲了怎样统一口径回答问题：要控诉联队警备队一贯横行霸道，任意打人、抓人，克扣大家的食品，激起众怒。这次流血事件又是他们无故抓人去酷刑拷打引起的；控诉他们这次又打死了王少奇，打伤了我们这么多人。大家要一致要求严惩杀人凶手，把警备队主要头头送往监狱服刑。

审讯整整进行了一个星期，每个人都被问到了，做了审讯记录。好在是我担任翻译，对有的战友回答得不完全或不妥当的，我翻译时都给予了适当修改补充，但我在态度、用语上完全采取了不偏不倚，就事论事的做法。

审讯结束后。审讯官对我表示了谢意并和我聊起天来。他问了我的家庭和上学情况，对我出身“基督教、高知家庭”，又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很感兴趣，便谈了他自己的情况。

原来他的母亲是美籍日本人，他姓布莱克，也是从大学法律专业学成后出来当志愿兵的。他本来只希望到母亲的故乡日本看一看，没想到朝战爆发来到了朝鲜。他说很高兴到战俘营来工作，这里比前方安全。

我就势跟他谈了在战俘营内，美方不恰当地任用了一些坏人担任俘虏官，这些入仗势残酷欺压一般战俘，引起反抗，造成战俘营内的动荡不安，希望他能运用自己的影响，协助解决这个问题。

他耸了耸肩，摊开双手说：“我相信你说的是实情，但我无能为力。你知道我们的官方政策是要支持那些已经不再信仰共产主义的战俘，而这些人往往很坏。我本人是讨厌那些没有骨头的背叛者的。我只能在确实查出杀人凶犯时，从军法角度提出惩办他们，但最终决定权在我的上司。至于这次流血事件，我将如实上报，你的伙伴们没有责任，要惩办的凶手是那个‘PG’队长。”

“那么，对我们这些人将如何处理？”

“按美军军法，严重肇事者将作为刑事罪犯被拘留一个月，你们可能一个月后再被送回中国战俘营。”

临走，他送给我两盒“金骆驼”香烟、两块巧克力作为酬谢。还说：“你的工作是出色的，公正的，今后不管你到哪个战俘营，只要是我来审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