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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斤斤计较于那几千块的子弹钱？当然罗，这就是官僚的心态，那些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认为，如果每份文件不能好好地签名画押，盖上大印再归档的话，那简直就是世界末日了。至于那可能会造成某些人的不便━━对不起，那是你家的事。所以嘛，他，约翰·特伦斯·克拉克，有著超过三十年经历的中情局外勤干员，这一行里的传奇人物，也就只有乖乖地窝在自己那昂贵的办公桌后面，关上门处理那些任何有点自尊的会计都不愿意处理的公文。除此之外，他还得监督那些真正重要的事，并且作出判断；不过，这倒是有趣也有意义多了。

其实，预算这件事也并不是那么地让他伤脑筋。他带的人总数不到五十个，由于每个人的薪水都是按照军方的标准给付，再加上虹彩部队成员的房租已由多国政府提供的经费支付，因此由他经手的薪津支出也不过了二百万美金而已。只是，由于美国军人的薪水比他们的欧洲伙伴要来得好，使得约翰觉得有点困扰，不过他也无能为力。总地看来，虹彩部队的士气就如他所预期的高昂，“精锐部队”的头衔在这些人的心态上产生了正面影响，尤其他们又几乎是天天接受训练，而军人就是喜欢接受训练和执行任务。

到目前为止，只有一点点的不协调，那就是由于两件任务都由查维斯的第二小队完成，因此使得第二小队的人有点过于自鸣得意，也让彼得·寇文顿的第一小队既羡慕又嫉妒。所幸第一小队在体能和射击训练上略为领先第二小队；其实也只不过是毫釐之差，但这些人就是喜欢这样，他们拚命练习。为的就是那零点五个百分点。这种竞争甚至激烈到连谁早餐吃了什么，或是晚上作梦梦到什么都成了竞争的一部份。然而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种良性竞争，而且也绝对是对他们的对手相当不利的一件事。

比尔·陶尼也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仔细阅读著有关前一晚滋事的那些恐怖份子的已知资料，其中汉斯·佛胥纳与佩特拉·多特蒙的身份已经透过指纹监定获得确认。奥地利警方早在攻坚行动之前就已经向德国联邦警察（BKA）提出查询要求，而他们也马上就一头栽进这个案子的调查行动里。他们一开始就锁定曾经驶进奥斯特曼家的车子，然后根据租车人的身份证明追查下去，想要找出他们在德国的落脚地点。陶尼提醒自己，他们是有可能在德国落脚，但也可能不是。至于另外四个人的身份，就比较难以查证，现在他们的指纹都已经被输入电脑，以便进行比对。对于这四个人，陶尼同意奥地利警方的看法，他们认为这四个杀手级的人物很可能是来自前东德━━那地方看来似乎正在变成一个充满各种脱轨政治思想的大杂脍；从共产主义转变为新纳粹主义，其间却又徘徊著一些过往政经模式的忠实信徒，而单是这些杀手，就已经够让德国警方头痛了。

然而这事件一定有某种政治因素存在。佛胥纳和多特蒙终其一生都是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信徒；就像他们那一代的恐怖份子一样，他们都成长于前西德的中产阶级家庭，一辈子都在为追求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说是类似的迷思而奋斗，所以他们才会入侵像奥斯特曼这种高等资本主义份子的家。但他们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陶尼拿起一叠发自维也纳的传真，尔文·奥斯特曼在事件落幕后长达三个小时的侦询过程中告诉警方，这批人要的是一个可以进入国际金融交易系统的“圈内人特别密码”。但问题是真的有这种密码吗？陶尼自己认为应该是没有，不过确认一下又何妨？他拿起电话，打给一个叫作马丁·库柏的朋友，这人曾是MI━六的成员，现在则在伦敦金融区劳埃德保险公司那栋丑呆了的大楼上班。

“库柏。”一个声音在电话里响起。

“马丁，我是比尔·陶尼。你今天早上过得怎样？”

“还不错，比尔。那你呢？最近在忙些什么？”

“老兄，我还在领女王的薪水。是份新工作，相当机密。”

“我帮得上什么忙吗？老兄。”

“其实只是个笨问题。在国际金融交易系统里有没有所谓的圈内人管道，而且是需要有特殊密码才能进得去的？”

“我还真他妈的希望有这么一个管道呢，比尔。这样我们的工作就简单多了。”这位前英国秘密情报局驻墨西哥市站的站长答道，“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不大确定，只是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好吧，说起来在这个阶层的人都会有某些私人关系，也常会彼此交换一些讯息。但我觉得你说的是一个更有组织的东西。一个只有圈内人才知道的交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