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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的特工人员，他的名字引起了右翼的愤怒。白宫的政客们不愿让卡卢奇到国防部工作，颇有权势的杰西·赫尔姆斯参议员也表示反对。但是温伯格却很想要他，不让那些保守派得逞。正如我在温伯格处理范·克利夫问题时所看到的那样，这位精于欧洲式处事风格的部长是一位具有铁一般意志的人。此外，温伯格还把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四世请到国防部做他的总顾问，成为他的袖珍班子的一员。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时，他就是温伯格的总顾问。

“部长先生，”我对卡卢奇说，“请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先说好，不要称我部长先生。”他说。

“好的，我还继续称你为卡卢奇先生吧。”我回答。

“不，也别称我卡卢奇先生，更不能称大使先生。就叫我弗兰克吧。”

我终于同意在没人的时候彼此以科林和弗兰克相称。“但是，”我又说，“可别当着所有那些将军的面逼着我叫你弗兰克，让我难为情。他们可决不会当众叫你弗兰克的。这里不是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你现在掌管着美国武装部队。我们不能以吉姆、鲍勃、弗雷迪或弗兰克来称呼我们的上司。”

卡卢奇还是在2月4日那天宣誓就职了。不过，为了消除赫尔姆斯的阻力，作为交换条件，毫无污点的保守派人士弗雷德·伊克尔被任命为负责政策问题的副国防部长。卡卢奇接过了克莱特原来的职务，也用上了他原先的办公室。我留在原地，现在的身份是卡卢奇的高级军事助理。

这个讲话十分谦虚的人却喜欢扮演一个深知内情的角色。一天，卡卢奇在讲话时老是提到“卡普”，听了让人很不舒服。最后，我问道：“是温伯格吗？”不是，弗兰克解释说，他指的是富有魅力的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他的风格与他的实质之间这种反差使我觉得很有趣。弗兰克可以一边给他的小女儿克里斯汀换尿布，一边策划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计谋。他妻子马西娅忙得脱不开身的时候，他会在星期六把小女儿克里斯汀带到五角大楼来。

“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去开防务科学大会。”卡卢奇上任没几天就告诉我。防务科学大会是每年2月在慕尼黑举行的、由德国出版业巨头巴龙·冯·克莱斯特赞助的会议。会上将散发一大本一大本的文件，题目都是《为欧洲制定的新战略》之类。整天抠书本的国家安全研究人员都渴望去参加这个会议。

“好吧，”我对弗兰克说，“我让空军准备一架飞机。”

“不要，”他说，“在民航班机上给我们弄两个坐位就行了。”

我按弗兰克的要求做了，并同他一起出发去杜勒斯机场。由于引擎出了故障，我们的飞机推迟好几个小时起飞，我们只好等着。弗兰克焦急地老是看手表。我们终于登上了飞机。按级别，弗兰克有资格坐头等舱，所以他就坐在那里了。我则还要继续向前走。“你到哪里去，科林？”他问。“我只能坐普通舱，弗兰克。”我说。结果，我俩无法在飞机上一起工作。而且，为了等航班，我们回来时又浪费了一天时间。

我刚回到办公室，军事空运司令部司令罗伯特·海瑟就揪住了我的耳朵。“太蠢了。”海瑟说。你们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它怎么能提供可靠的联络？它怎么能保护那些绝密文件？他警告说，下次若再不用专为因公出差准备的飞机，我将会掉脑袋。弗兰克终于同意了，从此以后，我们出公差时使用军用飞机。

里根执政后，有一点很快就看清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一代人又回来主事了。总统所拍的军事影片可能不算多，他只在好莱坞拍了一些训练影片。但是在他看来，亲自参加这场战争是他的重要经历，而且他总喜欢强调这一点。卡普·温伯格在太平洋战区麦克阿瑟将军麾下由列兵升至上尉。他就是在那里认识他的夫人、当时任陆军护士的珍妮的。所以说，他也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人物。

一天上午，在工作人员例会上，温伯格盯着卡尔·史密斯和我说：“我不明白，你们大家到底是不是军人？我很少看到我手下的军官穿军服。”我们解释说，穿便服在70年代初期成了普遍现象，这样可以显得在华盛顿工作的军事人员少一些。温伯格哼了一声说：“如果你们是军人，那就应当穿军服。”部长既然这样说了，我们就照办。

有一天我对卡卢奇说：“有件事使我们这里许多人感到不快。”我说了我们未能请来卡特总统或布朗部长为军士长罗伊·贝纳维德斯颁发他获得的荣誉勋章这件事。贝纳维德斯的光辉业绩是在1968年创造的。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