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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人民疾苦。他说：

『中国内战的不祥结局，非美国政府所能控制，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也是无可避免的。我国在合理的能力范围内已做的和可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这个结局。……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设法左右这些力量，但都没有能做到。』

对于熟知内情的华盛顿人来说，这话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是多余的。但是，美国公众却感到大惑不解。所有这些国民党腐败无能的说法似乎颇为突然。他们所熟悉的中国——那些赛珍殊【赛珍珠（1892－1977）美国在华传教士家庭出身的小说家，著有《大地》等书。——译者】笔下的农民，在大地上过着太平日子——一直是可靠的、民主的、热情的，而更重要的是亲美的。整个世界大战期间，联合国的四大巨头就是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和蒋介石。后来斯大林背信弃义，固然可叹，但也并非出人意料。但这个蒋介石！艾奇逊要遏制共产党侵略的战略似乎破产了。他在自己的《白皮书》中也承认毛的政权或会“有助于苏俄帝国主义的目标。”美国外交官在欧洲所取得的成就，诸如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在亚洲这个灾难事件面前，似乎都被一笔抵消了。

还不止此。8月末，社论作者们还在消化《白皮书》内容，国民党最后一批残部从大陆港口坐帆船撒到台湾时，一架B－29轰炸机从亚洲飞行回来，飞机的飞行实验室带来令人十分惊慌失措的照片。本来B－29轰炸机的常规飞行，其使命是搜集气体应力材料。它的照片本来只有低级技术人员有兴趣。可是，照片冲洗出来以后，却显示出清晰的放射性物质迹象。解释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在俄国某地发生过原子爆炸。这个震动太厉害了。他们过去对美国人说苏联如果能搞成核武器的话，也要在五十年代后期。杜鲁门总统听到这消息时，一再摇头问道“真的么？真的么？”当他知道真有其事时，他沉重地说，“这就是说我们一刻也不能再耽误了。”

杜鲁门等了三个星期才向美国人公布。9月23日，他授权发布简短声明：“我们拿握了证据表明在苏联发生了一次原子爆炸。”在白宫采访的新闻记者一接到声明，就拚命赶去打电话。他们走后，总统就躲起来，估计公众必然有很强烈的反应。他的内阁成员也都悄然避开，只有一个例外，颇为引人注目。艾奇逊本已开始怀疑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患精神病，而约翰逊星期五那天的所作所为似乎也提供了证据。他接见了报界，向他们谈论部队的部署并毫不经意地谈论俄国的原子弹。“我们对这件事要平心静气，不要把事清夸大。”大多数注意影响的编辑，担心社会可能出现歇斯底里，已经在设法压低这个声明的重要性。但这个打击太大，要减少影响是不可能的。在芝加哥的物理学家哈罗德·尤里告诉记者们说，他觉得真是“晴天霹雳。”他说：“一个国家拥有原子弹已经够糟了，要更糟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两个国家同时拥有原子弹。”

现在，政府对总统在前一年竞选时的过火行动要付出代价了。那时共和党人提出的候选人是个正人君子，却被一个职业打手所击败。11月2日以后，他们把社鲁门当时经过的城镇的小报上有关竞选的报道进行研究，发现杜鲁门确是不择手段。现在他们要毫不留情地谴责这一届政府，而这个亚洲危机和美国失却核垄断都是要害问题。人们愈来愈多地听到参议院共和党议员的谴责，说政府“丢了”中国——说蒋的失败，责任在于华盛顿，有些狡猾的叛徒和国外共产党人勾结，使毛获得政权。人们百口一词，说这完全是共产党阴谋，罗斯福在雅尔塔时，活动就开始了。

对坚决反共的卫道士来说，这阴谋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政府中的共产党人问题，在战前就有了，而且他们还有一批忠实支持者。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自从成立以来，在盖洛普民意测验中，一直威信很高。固然，对于什么是共产党人，意见很不一致。对有些人来说，指的是苏联间谍；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指的是缴党费的美国共产党党员，而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政治主张的无数死敌说来，共产主义是一个含混的词，一切社会改革都包括在内。

对第一个定义谁都没有争议。俄国的间谍活动显然就是威协国家安全。在这点上，美国人是团结一致的、而在这个定义上做文章，却只能破坏团结。但是，极端保守主义者【在战后的美国，“极端保守主义”和“右派”的名词，同传统的保守主义毫无关系，就象新左派同战前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毫无关系一样。他们都是不满世界现状的。谁要是为这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