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部分(第3/4 页)

上又加错了。

埃尔莫·罗珀是够妄自尊大的。他在9月9日一篇专栏文章里，在选举前差不多还有八个星期，就宣称他已对美国选举人作了最后一次调查。他写道：“托马斯·杜威实际上几乎已经当选了……既然是这样，我认为如果还要像电台人员报道体育比赛实况那样，硬要说两队是不相上下，那就是再单调不过，智力上再贫乏不过了。”罗珀也和许多职业的选举分析家一样，相信当时所谓的“法利法则”。法利在1936年的选举预言一鸣惊人以后，说过，根据他的看法，选民在两党举行代表大会时就已决定选举谁了。他意思是说，以后的竞选运动，不过是热闹一番，不起作用。9月份第一周，罗珀以自己的声誉押宝，所根据的是他的工作人员在8月份所搜集的数字。可笑的是，他在选举前的最后一周，确实又作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是杜鲁门的形势略有好转。但是，杜威还是遥遥领先，因此他决定不采取两边下注。

三个全国性的民意测验——罗珀，盖洛普和克罗斯利——都错在没有问清调查对象是否真会投票和没有把只受过小学教育的选民包括在他们的典型调查之内，而这些人则多半是杜鲁门的支持者。但是他们最大的失误，还在于对杜鲁门的巨大努力的最后影响，竟然视而不见。杜鲁门专用列车还没有从联邦车站开出，罗珀就已下了结论。克罗斯利的最后报道，预计杜威获49。9％选票，杜鲁门44。8％，其余的选票则为瑟蒙德和华莱士。这是将8月中、9月中和10月中不同时间来自各州的典型统计混在一起进行分析的。三家中最认真的是盖洛普，他是应该意识到国内发生什么变化的。他9月24日的报道，估计杜威获46。5％的选票，杜鲁门则有38％。但他在选举前两天登载在星期日报纸上的最后一篇专栏中，说明杜鲁门声势猛增，达到44％，而这数字还是依据两周前进行采访得来的。克利福德说得对，美国人的态度每天都在变化，几乎是每个小时都在变化。

现在超过40岁的美国人，在记忆中有四件事特别突出：珍珠港事件、罗斯福逝世、1948年的选举和约翰·肯尼迪被刺。男人们也许会忘掉他21岁生日那天发生过什么事，女人们也许会忘了她怎样失去童贞，但每个人都想得起来他或她听到这四件事时是在什么地方。这些事成了人们生活中的里程碑。正好像他们的双亲会说“我们是在停战后相遇的”，或者说“股票市场大崩溃时，我们刚搬了家”；而他们这摇摆音乐的一代则把个人生活的事情，在日期上和达拉斯的枪声、日本对夏威夷的袭击、罗斯福在温泉中风、杜鲁门竞选获胜的奇迹联系起来。

那天晚上，大家都以为可以早睡。吉姆·哈格蒂在纽约罗斯福饭店的舞厅对记者说：“午夜之前，战斗就可能结束！”杜威在东第51号街一所学校里投票后，一个办事员在上面办公室一个窗口对他喊道：“祝你顺利，总统先生！”他本人预料，他和夫人在东第93号街六号他的好朋友罗杰·斯特劳斯家里进餐时，杜鲁门就会来电，承认竞选失败。在华盛顿，民主党传统是在五月花饭店集会，而共和党人则是在斯塔特勒饭店。现在斯塔特勒饭店已把舞厅布置一新，准备好礼服上的襟花，好让夫人小姐们到场时每人戴上一朵。与此相反，五月花饭店却毫无动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肯定必然失败，连饭店的舞厅也未予包定。委员会的成员们想把钱省下来为1952年竞选时用，干脆回到他们当办公室用的套间，把电话机挂断，开两瓶威士忌酒，坐下来准备守夜。谁都没带收音机，因为这是惟一一个可以不必收听新闻的晚上（在60年代或70年代，他们准会有一人在衣袋中带一具半导体，但在1948年，手提收音机还是颇为笨重，还得要用墙上的电源插座）。这一夜，政治形势发展迅速，委员会的成员们都远远落在后面。《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也同形势失去了联系。他报道了杜鲁门竞选消息以后，就回到曼哈顿，买了一件价值47。5元的大衣（那时算是价格高昂的了）和一张戏票去看林恩·方坦恩和艾尔弗雷德·伦特的新戏。当新罕布什尔州开始零零星星地发来选举结果时，菲利普斯正走进在第47号街的剧院大门。他坐在那里看了两场戏，对外面那一出更为精彩的戏，却毫无所知。

※※※

最初从新罕布什尔州报来的数字使杜威颇为惊讶。虽然他还是领先，但优势比不上1944年。这个州原是共和党的坚强堡垒，任何共和党候选人都料不到领先得那么少。他匆忙回到饭店的套间，和家人和几个密友坐在收音机旁，听着和看着给他送来的选举结果的电讯，在拍纸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