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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见过这样的白痴司机”，就是说“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疯子司机。他大概该在黎明时枪毙，但由于没有造成伤亡，我看可以免予追究”。也许他难得讲出什么有实质内容的话，于是这句话就不胫而走，在全国各个工会礼堂和铁路的圆形机车库内，竟成了反对杜威的口号。

其他共和党人则在战斗。休·斯科特当时是全国委员会主席，他抓住了本特利－钱伯斯的证词，认为这个问题涉及面广，不能轻易当成是“转移目标”。但是杜威对此只略提一下，又马上转而高谈阔论：“我们有时不能按我们的信仰行事，而且经常缺乏信仰。但在我们内心中，我们相信而且知道，每个人都是信神的，每个个人都是最为宝贵的。”说句公道话，在竞选运动快结束前那几周，杜威也开始怀疑自己的策略。听他讲话人少了，而他从报纸了解到，听杜鲁门讲话的则多起来了。他的策略委员会——布劳内尔，斯科特、埃利奥特·贝尔和拉塞尔·斯普拉格——决定在工业发达的西北部，来个最后攻势；至于中西部的农场主们，他们生来就是共和党人，可以不必为他们操心。杜鲁门的冷嘲热讽使他按捺不住，他要回击，于是在四个居民点放手干了起来。他说，举个例说，杜鲁门否决塔夫脱－哈特利法的咨文，乃是“160年来白宫所发出的最错误、最失策、最不符事实的文件”。群众听了觉得蛮有味道，他自己也很得意，但他的顾问们则有所警惕。哈格蒂探听新闻记者们的反应，并向杜威报告说，记者们都认为相互攻击是个错误，只是承认自己软弱无能。为了保证杜威广泛听取意见，布劳内尔安排了一连串的电话会议，让杜威和共和党各州委会的委员们交换意见，96名男女委员中有90人参加。除了一人以外，大家都劝州长采取高姿态，让杜鲁门继续走他的低下的路子，失尽人心。只有堪萨斯州的哈里·达比是个例外，他警告说，农业地带现在难以驾驭。人们认为他是杞人忧天，未予理睬。于是杜威又继续他的圣战，呼吁为团结、廉洁、管好水利和维护信仰而奋斗。

一直到最后时刻，杜鲁门在列车里不断收到账单，因为服务行业的经理们生怕将来成为烂账。但是，自从《新闻周刊》那一期登了使人沮丧的消息以后，专列上的情绪已开始略有好转。在列车里晚上的漫谈中，年轻的工作人员们反复争论，究竟总统获胜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只要他们稍为乐观一些，就会有人提出，国内各种民意测验，都做出相反的预测。到了最后几天，克利福德认为有些迹象表明杜鲁门影响有所加强。杜鲁门按照传统习惯，在选举前的星期五晚，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向群众大会发表讲话。人们起立，向他欢呼达12分钟。而在这些支持者中，有些人在费城代表大会之前，还曾经是“倒杜鲁门”运动的头头。克利福德于是想到，如果再有两个星期竞选时间，他们也许会有点儿希望的。

在芝加哥市，艾德莱·史蒂文森和保罗·道格拉斯并肩站在一辆敞篷车上，去体育场参加支持杜鲁门的群众集会。人行道上站满人群，有四五层之多，可是都默不作声。15年前，这些人都是在经济结构最底层的被遗忘的男女，是饿着肚子的教师和衣着褴褛的工人，英萨尔使他们陷入了困境，罗斯福则使他们得了救。史蒂文森见到人那么多感到惊讶。似乎整个芝加哥市的人都来了，但是几乎听不到什么欢呼，简直是哑然无声。道格拉斯说：“今天他们是来看看他们美梦的幻灭。”

《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总编辑汉密尔顿·欧文来到一位年轻记者的办公桌前。他说：“我已把祝贺新总统的社论写好。已经排版，准备付印。”他停了一下把眼睛一眨说：“要是杜鲁门获胜，那我就得另写一篇，不是吗？”他很欣赏自己这句俏皮话，乐呵呵地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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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周刊的订户在10月最后一个星期，就收到提前出版的11月1日的一期。在第37页上，有一幅整版那么大的杜威州长和夫人的照片，图片说明是“下届总统乘渡轮在旧金山湾的开阔海面上游弋”。同时登了一篇长达八页的关于竞选的综合报道。编辑们的结论是，美国“将抛弃杜鲁门而选择杜威”，理由既涉及“感情也涉及智力问题”。威拉德·基普林格主编的《变动的时代》周刊11月1日号封面刊登一条一英寸高的大字标题，说本期透露“杜威将有何作为”。10月31日星期天，《纽约时报》登出一篇报道，那是该报庞大的工作人员在全国各地进行长达一月之久的调查报告，反映各州选民的思想感情动向。其结论是：杜威会在29州获胜，得选举人票345张（有266张就可当选），杜鲁门则在1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