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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莱士的确批评了克里姆林宫，在这点上他是信守诺言的。但他也同样严厉地批评英国外交部，接着还激烈攻击杜鲁门和贝尔纳斯的外交政策。他说，华盛顿根本不应干涉苏联在东欧驻军，那是斯大林的势力范围。接着他说美国应将原子弹计划通知各国政府，不管它们的政治制度如何。最后，他要美国裁军，不管其他各国采取什么态度。他认为同英国和西欧国家签订集体安全条约，这种想法就显然存心不良。“在我看来，把英国作为我们外交政策的枢纽，真是愚不可及。”他说，“可以肯定，光是英国在近东的帝国主义政策，和俄国的报复行动，就会直接把美国引向战争。”接着那两句话，是他离开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以后才加进去的。“我既不反英，也不亲英；既不反俄，也不亲俄。两天前总统看到这几句话时就说，这代表我们政府的政策。”

事先看了讲稿的记者在下午4时、也就是在演说前三个小时就来到白宫，参加总统记者招持会。有人向总统是否已同意商务部长的讲话，他点点头。它准确地反映政府政策么？他也说是的。接着他就去克拉克·克里福德家里参加一个只有男宾参加的宴会，满以为华莱士会支持既定的政策。闪电发作的时候，他还在那里。第一阵隆隆雷声是下午6时传来的。当时华莱士的一份预发的发言稿传到了代理国务卿威尔·克莱顿那里。他立即用直通电话线和白宫的查尔斯·罗斯接话，提出抗议说“这必然使吉米在巴黎会议上处境困难。”他要求总统公开否认。但罗斯说杜鲁门已经批准了华莱士发言，否认已经太迟了，第二天，报纸出现令人惊惶的特大标题，说美国政策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变”。在巴黎的参议员范登堡对记者说，“我不能同时和两个国务卿一起工作。”贝尔纳斯从一位英国记者那里听到这个晴天霹雳。他憋了一肚子气有四天之久，然后打电报给总统说，“华莱士先生是您内阁的一位成员，如果您为了某种原因不能制止他在外交问题发言的话……我就只能请您立即同意我辞职。”

迪安·艾奇逊认为“杜鲁门总统简直是幼稚。这样说并非过分责难。首先，对于美国总统的繁重责任，他当时还不十分熟悉。在他看来，亨利·华莱士是个经验丰富、地位很高的政府负责官员，讲稿又经认真准备，为什么不能让他公开发表呢？”如果杜鲁门这么说了，人们就会对他谅解。可是，他却想用“一个笨拙的谎言”（《时代》周刊语）来使事件平息。他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声称要把这次来得很“自然的误解”“澄清”一下。他解释说，他一点也没有赞成这篇演说的意思，他只是想维护华莱士发表意见的权利而已。特别是，他并没有把这篇演说当作是一篇“代表我国外交政策的声明”而予以批准过。接着就是一场尖锐的提问。记者们提醒杜鲁门，说华莱士事实上等于对听众说，他对英俄两国所持的不偏不袒的态度，是经过总统的赞许，认为是“现政府的政策”。接着的一段对答，真是狼狈异常。

『总统；这话不错。

记者：想问的是，你指的光是那段，还是演说全文？

总统：整篇演说我都同意。

记者：总统先生，你认为华莱土的演说有没有背离贝尔纳斯的——

总统；没有。

记者：——对俄国的政策？

总统；他们完全一致。』

第二天，詹姆斯·赖斯顿就在《纽约时报》上尖锐指出：“在首都，认为华莱士先生的建议同杜鲁门先生或贝尔纳斯先生的建议是‘一致’的，似乎只有杜鲁门先生一人。”他想讨好英国人，却激怒了记者。接着事情愈弄愈糟，因为华莱士不肯让步。他自己在白宫草坪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说，“我坚持我在纽约的演讲。我感到大多数美国人都关心和平，愿意为之努力……因此我将在不久将来，再就这问题发表演说。”

这就太过分了。国务卿下了最后通碟，商务部长又顽固到底，杜鲁门决定要把华莱士撤职。他先给华莱士写封亲笔信，把他所知道的什么骂人话都用上了。接着亲自叫人把它送到商务部。华莱士大吃一惊，就给罗斯去电话，说他认为这封信不但不宜于公开发表，即使作总统文件放在国家档案馆，也未免太不象话。接着他在电话中把信读了一遍。罗斯听完以后，也有同感。于是这位刚被免职的部长把信送回白宫，罗斯就立划把它烧掉。那晚，总统怒气消失之后，又给家里写信：

『亲爱的妈妈和玛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