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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本，而他们的整个历史也证明这个希望是有根据的。”

甚至从事农业的人在战争景气中也兴旺发达起来，而且有个重要原因。最初，他们对于过去曾使他们倒霉的农产晶过剩存有戒心，不敢放手生产。但到了1942年秋，他们的政府领袖说服了他们，他们必须成为全世界粮食的供应者。于是他们又着手生产粮食，收成比之过去最高产量还要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上述的那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大萧条期间，发明家、化学师、工程师和农艺师都已发明了新肥料，高产种子，杀虫药和新的农业机械。这种种科学技术，改变了大地的面貌。其他方面也都是如此。战争迫使大家通力合作：科学家、军官、经济学家、公司经理和国家官员都在群策群力，不但对战时各种问题，而且对战后世界的棘手问题也要找到立即见效的解决办法。三十年代没有加以利用的发明创造，现在却对战争作出了贡献。象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副教授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那样有经营管理天才的青年人就认为，象雷达、预制构件建筑的房屋、冷藏食物、柴油机以及原油的催化分裂蒸馏等等，到了和平年代，必然会使人们生活更为富裕。战时繁荣已为大规模的市场奠定了基础，显然，胜利之后，这种大规模市场还会进一步扩大。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写道：“战争期间，肯定地发生了思想上的相互启发，使各方面受到激励。总的说来，美国的科学技术在战争期间发展非常迅速，就有如在温室里培育的植物一样。”

这种生产奇迹早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它的深远影响在三十年之后，才开始显露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种极大的推动力，促进了社会的平等。确定社会地位的传统的标准，已经不再起作用。以前财富、阶级、年龄，种族、性别以及家庭出身等等，现在都己不再是使人本能地发生敬重的因素。从前人们由于“出身”受到尊敬；现在战争带来了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谓“人身平等”，把这种传统破坏无遗。星星监狱再也不会把象理查德·惠特尼那样的人视为贵宾。甚至靠事业成就而取得的社会地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些曾经对美国解放生产力作出贡献，开辟了科学技术新纪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也很快就被人们称之为“书呆子”了。

这并不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社会大变革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早已在酝酿成熟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禁酒年代、大萧条以及后来的冷战和核弹头威胁的阴影下，所有的政府领袖都无能为力，这种种因素都使一切权威的象征失去了群众的信任，从国旗到十字架，从白官里的总统到每个家庭的父亲。尽管这样，从珍珠港到日本投降之间的岁月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实行全国总动员，人人都一视同仁，阶级界线已经不那么明显。更重要的是，战争把经济力量转移到那些本来是无权无势的人身上。在战争未带来繁荣之前，美国是人找商品的国家。战后出现了所谓消费者社会，商品要找人。下层阶级变得富裕，那是因为四十年代初期所攒的工资。同时，大手大脚花钱被认为是不爱国，而且物资缺乏，政府又采取种种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措施，人们也不想拚命花钱。但是，银行存款不断增多，经济学家也为此担心。到1943年夏，财政部估计美国人在国内已储蓄了约七百亿元的现款、支票帐户存款以及可兑为现款的战时公债。财政部总顾问伦道夫·保罗称之为“活性炸药”。考虑到它后来对美国生活的性质和特征会产生什么影响，这种说法也并不是过甚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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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还未稳操胜券之前，这些考虑让步于当务之急。轴心国还未打败，就去盘算和平时期所面临种种难题，那未免过于冒失，甚至是危险的。1942年政府曾建议由全国资源规划局负责，研究战后问题。可是国会把这个局撤销了。这个建议也被扼杀了。总统很多时候不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问题。在1943年12月28日一次记者招待会后，他就曾对逗留未走的一位记者说，他对“新政”这个提法感到腻了。他说十年之前，“新政医生”这个内科专家，把这个国家的急性内科病医好了。可是，这个病人康复之后，又在1941年12月7日碰到“一场严重的事故。”新政医生对这种病完全是外行，就把病人介绍给“胜利医生，一位矫形外科专家”。

社论作家们听了如获至宝。《时代》周刊在题为“新政病逝”一文中写道：“新政，年仅十岁，在长期患病以后，终于病故。死因营养不良和被人废弃。新政在1932年总统竞选运动时出生，出世后四年内身体健康。1937年开始在眼部出现黑点。后患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