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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打了个转，就去了顶楼的一个小杂物间。邻居们在那里堆满了谷子、玉米、塑料单、冬天穿的棉靴。在这些东西之间，有一张竹床，我天天在这张竹床上，以各种姿势阅读圣斗士，从银河大战一直看到冥界十二宫。邻居来了，我就躲在床下，没人能看见我。快到中午放学时，我就到露台上看我爸妈进家门，他们一进去，我就下楼敲门，表示自己刚放学。

这个经历贯穿了我整个四年级，一直到考试前，我悄悄到校参加了复习，在角落里和所有没有看完全套的同学们分享剧情，并在一本作文书上贴满了圣斗士的粘贴画，它后来被五年级语文老师扔进了女厕所。那时我最喜欢一辉，后来则觉得冰河和瞬也不错。直至今日，我仍觉得“曙光女神之宽恕”是个不错的名字。考完试，我爸到学校接我，带我吃了狗不理包子和玉米汤。后来考出的成绩还不错，我爸很开心，我也很开心。这真是完美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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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打口碟的摊摆到了学校附近

Btr　书评人、翻译

我的第一张打口碟，是在五角场55路终点站边的一家小店买的。16块钱。1993年的16块钱对于一个学生而言不算小钱，所以那唱片——虽然有个缺口并不完美——要比后来那些从大自鸣钟一堆堆买回家的珍贵得多。稀缺的，才会比较有爱。而那时候买的唱片，主要是补课式的，从Beatles到Bob　Dylan，从Janis　Joplin到Joy　D*ison，都是过去的经典——那时就好像突然面对一座宝藏，而饿的时候，是不会在乎碟上那个缺口的。我们都把那个缺口视为一种必需，正因为那个缺口，这些报废的唱片才会远渡重洋，以一种我们尚可承受的价钱出现在我们面前啊。

后来有了慈溪路，有了万航渡路的知交，再后来有了大自鸣钟。打口碟变得铺天盖地，品种也多样化了。当然，那时候的我也变得更有钱了，每周都会抱回一堆从前买不起的唱片，再后来，连打口也慢慢消失了，就好像一个伤口愈合似的。不过，伤口愈合的时候，从前的热情也消失了大半，买来的许多唱片要过许久才想起来听。

不久前的某天，一位朋友来我家，偶然看见架上的那堆打口碟，说起当时他就是在知交卖碟的主人，不由得感慨万千。如今大自鸣钟变成了一只空壳，就好像岁月也一并被挖成一栋空房子。而我，也有了新的稀缺爱好：黑胶碟。对，就像贾樟柯在他的电影里说的那样：消逝的东西，才吸引。

1994年，圣诞贺卡花光所有的零用钱

小饭　报社编辑

兜售圣诞卡片的那些小商贩在1994年突然变得很受欢迎，不知道是被谁安排的，我们要在节日前互赠卡片。一张卡片一块钱，倒也不贵，但我有50个同学啊，更要命的是，那时候我一个月的零花钱偏偏才就50块。男同学我就不送了，我又不喜欢他们。除非是笨蛋，不然把价值一块钱的圣诞卡片交给男生就是浪费；可是交给女生就容易了吗？情窦初开的年轻人喜欢暧昧，可是我胆子小，完全想不到十多年后我变得这么厚脸皮。可我还是偷偷腾出一部分贺卡给年级平行班里那些美得要死的女同学——隔壁班的女同学会比自己班的更好看，这是常识。

那一年啊，学校门口的那些小商贩见到我们就喜笑颜开，虽然各自口袋里钱不算太多，但是我们一起去参阅他们那些小铺的伙伴们人数很多。比如说，我的同桌小陆一连买了五张卡片，我看着他买的。他就像完成了一件重大的事情那样，把那五张卡片放在自己的兜里，然后骑着自行车回家去了。据他自己说，他足足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去构思贺卡上他对那些女生的祝福语句。

“我对她们写的话都不带重复的！”第二天当他送完那些卡片，他骄傲地对我说，“除了‘我喜欢你’之外，我根据她们不同的特点都极尽可能地吹捧了她们，她们看到我的那些话一定会很高兴的，我敢保证！”

1994年，因为对那个成人的世界还很陌生，我是那么的谨小慎微，没敢像他这样大胆地去干这些事，我的那些贺卡里只有“祝你平安”之类的土话。我没办法*裸地表达自己对漂亮女同学的喜爱，甚至于，我都不敢相信同桌那番话的真实性。

1995年，就连妈妈都在看甲A联赛

高维安　杂志编辑

有一天，一位父亲在教育局搞体育工作的女同学拿来了一叠甲A门票，把几乎全班的人都带进了体育场，那天，我们见证了一场甲A历史上的经典大战——大雨倾盆下，上海申花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