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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笔者曾在《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的序言中写道:在提议“着重研究那些在今天仍然是活生生的有意义的历史问题”的同时,我在学术方法上的一向主张,是“正面观察”和“贯通古今”。所谓“正面观察”,即非“反面来看”,对历史百般挑剔、专一股“倒霉看反面”;“贯通古今”,即是在当代经验与历史研究对象之间来回对比参照,有时可能还要不止一次地反复对照,亦有不可抹杀主体及其当代经验之意(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其实,马林诺斯基早在《江村经济》“序”中就写过(我只是最近才读到它):研究历史可以把遥远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亦可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须同时使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法国年鉴派学者也曾提出,既要“通过过去理解现在”,也要“通过现在理解过去”;历史活动有双重作用,一使现时历史化,一使历史现时化(见勒高夫等:《新史学》,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页14、77)。
'3' 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国)4:1(1987:秋季号),及同期黄仁宇的文章。
'4'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5)。
'5' 这里我倒想推介美国学者斯科特(Scott)的“国家清晰化”理论,对于二十世纪(也包括十八世纪)的中国史来说,它比所谓“工业化”的观点更有分析力,涵盖面更广,参见《国家的视角》(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4;与之类似的,可能还有黄仁宇(R·Huang)的“数目字管理”,等等。
'6' 参见《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2,页29—31。
'7' 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3。
'8' 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当时中国人口没有若是之多,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意见,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3。
'9' 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郑州,2003,页94…95、128…129。
'10' 参见吴欣(李零):“中国史学现状的反省”,《知识分子》,3:4,1987年夏季号,页115,《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38。
'11' 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页517。
'12'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癸亥,《高宗实录》卷7。《清史稿·曹一士传》:高宗即位,谕群臣更番入对。御史曹一士上疏言:“敬读谕旨,曰‘百姓安则朕躬安’,大哉王言,闻者皆感涕”,遂上疏言慎择督抚守令,又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及各省开垦流弊,“所建白皆有益于民生世道,朝野传诵”。
'13'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谕,《高宗实录》卷16。
'14'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戌谕,《高宗实录》卷3。
'15' 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按:在明代,地方官是不能随便出城的。
'16' 乾隆八年十一月庚辰谕,《高宗实录》卷204。
'17' 乾隆九年正月壬午谕,《高宗实录》卷208。
'18' 如雍正朝曾除山西、陕西教坊乐籍,除绍兴府惰民丐籍,除江南徽州、宁国等处伴当世仆名色,对此南怀瑾认为,如照我们现代来说,他早已有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意识,是解放贫民、使穷人翻身的仁政,《原本大学微言》,页655、656。
'19' 《国家的视角》,页36。
'20'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93、108。
'21' 雍正二年二月癸丑,《世宗实录》卷16。
'22' 乾隆七年六月甲寅,《高宗实录》卷169。
'23' “咨询地方利弊谕”,《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17,乾隆九年三月。
'24' 陈宏谋:《耕讲堂杂录》。
'25' 《南方周末》有篇短文说:王夫之在《读<通鉴 >论》中说,北魏皇帝叫州县的父